今年1月，教育部就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20个重大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中呼吁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刘道玉充分肯定了高等教育近年取得的长足进步。他说，中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改善。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这十个方面包括自学、在职研究生、成人教育、独立学院等，直指当前中国高校的种种问题，有的摆事实，有的讲道理。刘道玉表示，这是经过长期地观察和思考，才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刘道玉的十大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湖北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邓万民认为，十条意见实际上就是在挤中国高校的“水分”。意见归纳到一点，就是要让中国高校回归到其本职功能上来，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上。

　　不少高教界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刘道玉先生的有些观点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呼吁砍掉三分之一的大学校报和学报，似有一刀切之嫌；又如大学能否办分校，也不宜全盘否定。不过，他们都认为，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刘道玉提出的十条意见，与其说是一个管理问题，不如把它看作一个严谨的著名学者的“高等教育本身的学术研究”，所以不宜苛责。

　　本报记者 何辉 郭婷婷 张瑜琨

　　人物简介

　　刘道玉 著名教育家。1977年任国家教委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1981年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校长任内，率先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十意见之壹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自学考试1981年开始试点，1983年全面推广。三十年来，累计4800万人参考，850万人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在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考试满足了很多人求学的愿望，其中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

　　但现在，全国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不少省市已达到高教普及阶段，广东省2009年将达到78%。有鉴于此，我认为高等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取消这种制度，具体原因有三：一是自2006年开始，自学考试连年减少，逐渐出现了萎缩现象。二是自学考试仍然沿袭了普通学历教育，助长了唯学历论，除具有学历统计的意义外，并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们技术和能力的目的，而且造成了某些文凭泛滥。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舞弊现象严重，文凭水分很大。取消自学考试制度，是整肃高等教育学风的需要，是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现状

　　考试作弊 学历文凭掺水

　　一位自考生告诉记者，“我参加了一个财经学院会计系办的会计大专自学考试辅导班，每年交2000元辅导费，只有周末上课。考试时，辅导老师把题目做好给学生抄。我花了两年时间，交了4000元学费，一节课都没上就轻松拿到大专文凭。”

　　“不合格的自考院校影响了正规院校的办学。”一位省属高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说。一些不合规定、不具备办学资格的个人或教育咨询公司打着高校的名义，以收取学费为目的招生办学，一些学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而最终的受害者是学生。

　　◇声音

　　改革自考比废除更有效

　　在刘道玉的10条意见中，“取消自考”是最受人争议的。不少人认为，对那些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来说，自考是获得文凭的唯一出路，不应完全废除。

　　“改革比完全废除更有效。”湖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方光荣认为，自考制度确实为全国教育解决了相当大的难题。不合规范的自考院校和考试舞弊现象毕竟是少数，不能因为少数不良现实否定了这项制度。

　　方光荣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自考的管理，对办自考班的院校教学环境进行严格评估；取消挂牌学校招生、办学资格；将招生权、办学权交回各大高校，并取消招生中介环节；参照高考的报考去规范自考报考，严格控制自考录取比例。这样就能有效减少自考不规范现象。

　　十意见之贰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鉴于我国在职研究生太滥，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把博士学位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致出现了烹饪博士。目前，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现状

　　在职研究生存在“内部班”

　　“干部硕士班、老板硕士班，这在一些高校中的确存在。”曾经在武汉一家培训机构当经理的黄郞(化名)介绍，对一般在职人员来说，在职研究生有一定的学习要求和任务，而且考试也比较正规化。但在一些高校内，确实存在非对外招生的班，学生大多是行政官员及有钱的老板，在运作上高校也会采取相对灵活的方式，收费比一般的在职研究生要高些，平时他们上课时间很少，但在考试时相对容易过关。

　　黄郎说，这种非对外招生的班，不论是对高校还是对学生来说都有好处。而实际上有些人虽然拿到了文凭，却并没学到研究生应有的知识，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卖学位换资源”。

　　◇声音

　　卖学位实质上就是学术腐败

　　“刘道玉先生认为要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这个观念我赞同。”高校问题研究专家邓万民认为，在职研究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当今社会在高速发展，人们确实有在职学习的必要，特别是对于教师等岗位。

　　邓万民提出，在职研究生的招生与考试，应有相对科学的选拔机制。如可以采取与统招研究生一样的全国统考，以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成绩来决定是否录取为在职研究生，如此一来就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钱权交易、卖学位”的学术腐败现象。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等，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不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和打攻坚战，用高薪挖院士而获得的。有的甚至请省市的领导出面公关。一旦获得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就大肆宣传，开庆祝大会，奖励有关人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学也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点几乎覆盖了大学的所有专业。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学位授予点进行整顿，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所，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

　　◇现状

　　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博士学位授予国

　　截至去年，全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全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据湖北省学位办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9月，全省现有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18所(不含科研院所)，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92个、博士学位点579个，覆盖了各重点大学的所有重点学科。

　　从培养布局上看，我省博士、硕士授予权单位主要集中在武汉市，研究生培养区域布局不合理，同时，导师满负荷工作，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声音

　　砍掉很难，严格审批缩减规模有希望

　　“刘道玉先生看到的是当前博士生质量下滑的现状。他提出砍掉‘一半’，如果是数量上的一半，可能不太实现。因为在博士授权点已成既定事实，砍掉很难，倒是严格审批缩减规模有希望。”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叶显发认为，博士教育砍之前有两个首要问题需要解决：博导资格的审定和学生论文质量的把关。这两个问题是直接影响当前博士教育质量的因素。

　　叶显发说，教育主管部门要对高校申报博士点加以控制。仅是控制高校申报博士点恐怕不够，还要规范评审制度，使之公开化、透明化。最重要的是废除博士授予权的“终身制”，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让其他高校也有申报的积极性。

　　十意见之肆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截至2008年5月，全国共有独立学院326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

　　其实，无论是叫二级学院或是独立学院都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吧，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而绝非像教育部负责人所说的“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大学靠出卖大学的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

　　重点大学决不能做这种降格以求的事，必须尽快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现状

　　卖的就是公办学校的“金字招牌”

　　武科大中南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廖晓磊认为，独立学院的诞生是社会力量与高校办学优势资源合作的结晶。在近10年的发展中，一些独立学院不断壮大，已经具备独立招生及运作能力，但却因“利益牵制”而受到较大影响。

　　从目前湖北的独立学院运作模式来看，独立学院没有上级拨款，经费来源主要靠学费支持，因没能与“母体校”脱离关系，每年独立学院都要将学费总额的20%－30%上交“母体校”，剩下的钱独立学院用以硬件、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和学校的发展。一些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进了独立学院，享受了重点公办高校的“金字招牌”，因此，有人认为独立学院卖的就是公办学校的“金字招牌”。

　　◇声音

　　独立学院与“母体校”脱离势在必行

　　“独立学院是中国特有的高等教育模式。”廖晓磊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满足人民群众上学的需求，为缓解政府资金不足的压力，才出现独立学院，即“母体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的模式。

　　在上交“母体校”经费及维护独立学院运作的情况下，一些独立学院以盈利为目的，刻意渲染办学条件，夸大办学能力和师资配备，甚至采用“非常规”手段拉拢生源，最后的结果便是让应招而来的学生大呼上当。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学院与“母体校”脱离，也是势在必行。

　　十意见之伍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进行整顿或调整。具体做法是，把现在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与大学脱钩，通过调整和合并，按地区或省市建立若干所独立的成人职业学院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这类学院不能担负普通大学学历教育，只能进行职业或职业更新再培训的教育。这绝非普通大学的教师所能胜任，设置职业性的专业，要由具有真正职业专长的内行担任教师，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因种种原因没有获得学历文凭的在职成年人，期望通过成人教育“再充电”，成人教育一度风光无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李琦介绍，普通高校还没有扩招时，其他的办学形式发展势头一般，每年全省参加成人高考的人数都有十几万人。从1999年开始，由于普通高校扩招等原因，成人高考报名人数出现下滑，2007年、2008年则直接出现了“报的比招的少”的尴尬局面。

　　同时，成人教育也一度出现“普高化”的倾向，频频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失去了成人教育的本质。

　　◇声音

　　成人教育转型 师资硬件都有困难

　　“成人教育多年的发展，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目前看来，它仍出现了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越来越受冷落也是可以理解的。”李琦认为，成人教育主要是为了满足在职工作者接受继续教育的愿望，依据这种办学定位，目前仍有一定的生源市场。

　　关于成人教育转向职业教育的建议，李琦表示，高校也面临硬件设施、实习基地和师资等难题，要注重特色，专业建设要贴近市场需求。

　　停止大学办分校

　　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声音

　　设分校 是用高学费赚钱

　　湖北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邓万民认为，从全国的高校来看，设有分校的学校只是少数，但其影响却非常大。如某一本重点院校，在一个县级市设立有分校。高考招生时，该重点高校在本部的录取分数线往往要比一本控制线高出数十分，但其分校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要求至少要进一本控制线，但却存在较大“弹性空间”，即有些考生达不到重点高校的录取线，但可以通过高学费的形式进行招录，有的甚至能降批次录取。但因毕业时，学生的毕业证仍然盖的是一本重点院校的公章，导致高学费进分校的市场还比较大。如此一来，高校就可以通过在外地设立分校招生赚钱。从现有的分校来看，其学费往往要高出本部学费3－4倍，如有的分校一年学费达到1.5－2万元左右。

　　“在外地设分校，除了可以招生赚钱外，还能照顾一些关系。”邓万民说，因为在外地设有新校区，就必然要设行政岗位，这就能腾出空间安排“关系户”，而这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本报记者 何辉

　　十意见之柒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但现在一些高校研究院依托校友会挂个牌子，靠培训和卖文凭赚钱。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大学要发展科技园是毋庸置疑的。”武汉理工大学后勤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史四卿说。“高校中有很多科研成果需要依靠科技园来转化。在大学里研究，在周边孵化，在科技园转化为产业，三级跳不可或缺，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是如此。”

　　目前，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集中在东湖高新区建有大型科技园，成为首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之一。史四卿认为，武汉几所大学仅有一个科技园，不存在过多过滥的现象，“2008年，理工大科技园的10家企业产值超过10亿元。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入园企业总收入37.47亿元，上缴税收1.33亿元。”

　　◇声音

　　高校建科技园应严格审批

　　史四卿表示，我国高校科技园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不成功的个例。他建议打破一校一个科技园的惯例，建设联合的科技园，将几所高校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也防止了土地的浪费。另外，有些文科类院校和以教学为主的院校，本身不具备研发能力，也没有适合转化的研究成果，却盲目申请建立科技园。史四卿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应该严格审批，确实有价值的技术，才能批准建园。

　　本报记者 郭婷婷

　　十意见之捌

　　实行教授定编制

　　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 。大学中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以前大学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受人尊重。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追求表面学历、学位、头衔，不下真功夫做学问。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是1981年由国务院学位办严格评审的，须在全国范围内由7位同行业权威人士民主评议。1993年之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位导师评审权下放，先是一些已经有博士点的重点大学拥有自行审批权，随后连一般大学也能自行审批了。据估算，目前，武汉地区高校博导超过4000人。

　　◇声音

　　“以前一个学校只有几个教授”

　　“我们读书的时候，一个学校只有几个教授，博导就更少了。”原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87岁的朱祖延先生说。朱祖延于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大学者汪辟疆、殷孟伦的高足。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务院第一次恢复职称评定时，他被评为副教授，曾负责《汉语大字典》编写，并获得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朱老说，他1947年开始教书，到1980年才成为教授，而直到退休，他也只是个研究生导师。“现在我的学生们都是博士生导师了。”

　　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质量不高的论文为何能频繁上学报？湖北大学学报原资深编审陈阳凤说，在高校里，如果要评职称，论文是一道硬杠杠，即使体育老师和医生都一样。

　　陈阳凤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论文评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导致评价一名学者只看论文数量而不是真正考察其学术水准。“这种考评体系的实质是将学术研究异化成为一种获得功利的手段。”

　　◇声音

　　学报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学术发展

　　“次品和精品的划分是相对的。”陈阳凤认为，很多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往往通过学术期刊最先展示出来；最尖锐而深刻的学术讨论，往往通过学报得以展开和推进；最优秀的学术人才，往往首先在学报发表成果、崭露头角，进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学报引领着中国学术的发展。

　　本报记者 张瑜琨

　　十意见之拾

　　整顿“大少爷作风” 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我国大学2500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花钱如流水，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大问题。”湖北高校问题研究专家邓万民介绍，在有些高校，其非科研经费甚至达到总开支的60%－70%。邓万民说，在现有的高校的管理体制下，有些高校行政岗位与教学科研岗位的比例甚至达到了7：3，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加大了非科研经费的开支。

　　◇声音

　　“行政治校”导致“大少爷作风”

　　邓万民说，最重要的是要将现有的“行政治校”模式改为“教授治校”。“在国外高校，采取的就是‘教授治校’的模式，校长等行政官员通过教授委员会选举产生，重大发展决策也是通过教授委员会集体讨论决议。采取这种模式治理高校，就是在回归高校的本职功能。

　　本报记者 何辉

　　网言网语

　　建议对现有的211大学进行整合，压缩在100所以内。部属大学合并至60所以内，不再独立设立师范大学、农业大学和其他专业大学，其教师和相关职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任务由并入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农业学院、化工学院等承担，实行4年完整的专业学习加2年的教师职业教育，这种方式培养出的教师才有可能是最好的教师或教育家；其他的40所名额分配至军队、省市区。各省市区只能办一所有博士授予权的211大学和2至3所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综合大学，其他大学只能是职业技术大学，甚至可以考虑把好一点的大学私有化掉，形成国立、省立和私立，综合、职业技术并存和竞争的格局。

　　——福建省南平市 220.160.252.*

　　反对第一点。因为自学考试是最严格的，要过关那是要真才实学的，近年自考生减少，一是经济上去了，许多人选择函授和电大；二是自考凭真才实学，十分辛苦漫长，许多人望而却步。　支持第二点、第三点。大学里没有真才实学的所谓专家、教授、高材生铺天盖地，确实要整顿。

　　——浙江省 123.153.130.*

　　目前，高等教育确实太乱，是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学历掺杂掺假、学位掺杂掺假、学术掺杂掺假。“三假”现象相当普遍，吃亏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值得大家深思。

　　——广东省广州市 210.21.7.*

　　良好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是成就一个伟大国家的必备前提。

　　——成都市 222.210.183.*

　　教育如果不整顿，将直接影响好几代人，导致更深层次的混乱局面，高等教育泡沫化绝非小事，如果这样乱下去则对社会对国家和人民毫无价值而言，大学是培养高等人才的摇篮将成为空话！

　　——内蒙古通辽市 124.67.230.*

　　◇相关新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结束

　　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教育部获悉，自1月7日启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工作已顺利结束。

　　截至2月28日，工作小组办公室共收到电子邮件、信件14000多封，网民通过教育部门户网站发帖11000多条；各界人士在社会网站、高校校园网上发帖210多万条。

　　四十五个样本国家按NHI排序，芬兰以零点六五五高居榜首，中国以零点五七六名列第十三，尼日利亚以零点三八七垫底。

　　全球国家健康状况又分为四类：NHI超过零点六为“健康盈余型”国家，包括芬兰、丹麦、瑞典、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奥地利、瑞士九国；NHI介于零点五五和零点六之间为“健康达标型”国家，包括荷兰、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智利九国；NHI介于零点五至零点五五间为“亚健康型”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西班牙、比利时、巴西、韩国、泰国、印度、希腊、葡萄牙、捷克十国；NHI小于零点五为“健康透支型”国家，包括俄罗斯、以色列、意大利、墨西哥、阿根廷、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亚、摩洛哥、菲律宾、埃及、乌克兰、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十七国。

　　中科院《国家健康报告》同期还发布全球“国家健康趋势”、“国家免疫能力”、“国家敏捷指数”等排行榜。国家健康趋势方面，中国、俄罗斯等二十七国NHI呈增长态势，瑞士、美国等五国NHI呈“零增长”态势，荷兰、法国等十三国NHI呈“负增长”态势；国家免疫能力方面，加拿大以零点六八九的指数排名第一，中国指数为零点六四五位居第三，以色列指数为零点三六五排在最后；国家敏捷指数方面，芬兰以零点七六三居首，中国以零点四六居第二十七位，委内瑞拉以零点二七九列最末位。

　　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称，国家财富、国家力量、国家健康是支撑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三大本质要素。《国家健康报告》 选取的四十五个样本国家，其GDP、人口、面积分别占到全球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百分之七十六点六和百分之六十四点二.

中新社北京十月七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七日在北京正式发布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其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显示，在全球四十五个样本国家中，中国以零点七四名列第一，美国以零点三二居倒数第一位。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仅要为其国民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同时，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出于道义和社会责任，应为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这两方面即构成国家责任。

　　中科院《国家健康报告》从裁减军备、消除贫困、发展援助、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对全球四十五个样本国家的国家责任进行评估，结果中国、墨西哥、巴西、泰国、菲律宾居前五名，排最后五位的分别是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新加坡、美国。

　　在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除北欧国家外，发达国家的国家责任排名普遍靠后。中科院国家健康课题组指出，发达国家不负责任导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相应国家责任，更好地加强合作，推动并保证“千年发展目标”得以如期实现。

　　中科院国家健康课题组组长杨多贵还特别提出，当今世界，美国在国家财富和国家力量两个方面都是名符其实的“大哥大”，但由于其贪婪地追求经济利益和国家霸权，忽视国家道德、责任和信用，招来“次贷危机”之祸。随着次贷危机由金融系统向美国实体经济系统传递，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国家健康持续恶化。(完)

而最近的美元走势和石油价格走势已超出此前多数企业和分析人士的预期，其中变换似乎隐含了美国政府隐藏极深的战略意图和财富分配主导路径，是否这也是全球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缺乏风险控制中国企业在外汇交易的巨大损失和隐现其后大银行机构对赌交易巨额盈利已说明，如今金融市场暗壑丛生。如何管理国家财富、如何改变不公平货币体系，需要更多思考和主动参与。

1.救市成本超2万亿美元

美国参、众两院最终在纽约时间10月3日投票通过了总额7000亿美元的救援法案，也就是这场惊心动魄让7000亿美元具有了全球知名度，似乎挽救风雨飘摇的金融市场就靠这笔巨款了。

但如果算上去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出手干预，花销早应该以万亿为单位计算。

拉开美国政府为华尔街输血大幕的是今年3月11日，美联储(Fed)创立证券拆借机制，向其一级交易商出借最多2000亿美元的国债。

几天后，美联储又向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提供290 亿美元，作为收购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融资。

随后，美国政府拨款3000亿美元在联邦住宅管理局(FHA)管理下建立专项基金，旨在帮助偿付有困难的住房贷款借贷人，使他们摆脱原来高成本的按揭贷款，获得由联邦政府提供的更便宜更实惠的按揭贷款。

这只数千亿美元的基金并没能阻止住房贷款市场的情况恶化，今年7月底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 惊现资本金不足、融资困难的紧急情况，经营难以为继。

鉴于住房贷款市场的一半份额由这两家公司占据，美国政府不得不为房地美和房利美注资2000亿美元并收归国有。

本周，美国国会山附近的乞讨队伍中又多了一名新成员——通用汽车，数天前，通用汽车就已经徘徊在财政部的门口，哀求保尔森的怜惜。

通用汽车最终等来了一个好消息，能源部正考虑向其提供50亿美元的贷款。

虽然这不是保尔森亲笔签名的支票，但对于深陷金融危机泥潭难以自拔的通用汽车而言，这好比是提前收到的圣诞节礼物，可喜可贺。

时钟拨回到纽约时间10月1日，华盛顿，美国众议院驳回了布什政府最初提出的救援方案。现在看来，那场救与不救的争论是多么的不识时务。

还不到一个月，美国政界争论焦点已经变成还要救哪些行业，还要花多少钱。

继投资银行、房贷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之后，汽车巨头告急，显然，能源部的50亿美元贷款并不包含在国会批准的7000亿救援方案之中。

如果还有下一个、再下一个……在美国实业公司纷纷高呼“救赎”之时，很难预测7000亿之外还需要多少笔50亿。

比尔盖茨说：“人生是不公平的，习惯去接受它吧。”毋庸置疑，美国纳税人为华尔街买单并不公平，不过谁叫他们是美国公民呢！

美国政府一边救援试图花钱消灾，一边减税力求平息民怨。那么，布什不从美国纳税人的口袋里掏钱，钱就只能来自美国之外了。

当美国救援方案终于付诸实施的时候，隔岸观火的国家可能还曾为美国纳税人鸣不平。不过，当最终美国救市方案出台，美国国会同意调整国债发行额度，表明7000亿美元并不仅仅是美国纳税人买单，而更多的是新兴经济体、中东国家、日本等等世界范围的纳税人共同负担。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使多数国家只能习惯接受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格局，不过如今是否继续扮演美国政府的圣诞老人呢？

在7000亿美元的救援法案出炉之前，美国政府还有两次大手笔的输血。

9月15日AIG和雷曼(Lehman Brothers)倒下后，AIG 获得850 亿美元贷款，同时美国政府向摩根大通偿还了至少870 亿美元，以帮助结清和推动与雷曼顾客和客户的证券交易。

上述救市成本已达到9000亿美元，还没有包括如维修废弃住宅投入40 亿美元等小额救援支出，所以7000亿美元只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追加而已。

目前美国政府开出的账单不会低于1.6万亿美元，而账单超过2万亿美元也不是一件难事。

据Bloomberg统计，英美两国的主要银行在今年9月底之前的减计资产和不良贷款共计6590亿美元，而截至10月22日，将政府援助计算在内，这些银行补充到的资金仍然不足以弥补损失，融资额约为6380亿美元。

更加添乱的是汽车巨头加入到讨钱大军中，航空业、电信业、石油业等等巨头是否也会步其后尘要求政府施舍呢？

“通用汽车的救援如果获批，那绝对是出于政治原因。”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罗伯特·布鲁纳(Robert Bruner)向本报记者表示，“通用汽车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绝对不能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相提并论。”

在他看来，汽车制造业目前的经营压力非常大，然而它们倒闭产生的影响远不如金融行业崩盘，并不会给经济带来致命打击，不过基于通用汽车与美国政界的交情，国会认可此次援助的可能性很大。

罗伯特·布鲁纳所说并非耸人听闻，政治势力与获得政府施舍之间的关联若隐若现。

此前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获救确实能给出不少有说服力的理由：房贷市场的龙头地位，国有企业的历史渊源等等，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两家公司多年来都在国会笼络各届政府的政要，还聘请了一些议员作为公司顾问，并发给他们可观的顾问费。

雷曼倒闭后，同为前五大华尔街投行的高盛(Goldman Sachs)获批成为金融控股公司，最大的意义在于其能经营商业银行业务从而获得储蓄存款，渡过难关的机率陡然增加了。

而高盛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的密切联系似乎为高盛的转型留下了注脚，而具体实施7000亿美元救援法案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保尔森在高盛的得意门生。

还有哪些企业在美国政界拥有非凡的影响力，可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如果按照这种轨迹运行，“救市成本很难控制，是由政客们决定最终要花多少钱。” 罗伯特·布鲁纳坦言。

当然，如果美国政府花的只是本国纳税人的钱，可能无法指责，毕竟是美国的家务事。

但事实却不尽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朱明方博士提醒说：“与接近2万亿美元的救市成本相对的是当前美国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今年初白宫就预测2008财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将超过4000亿美元。”

当初，美国议员们投反对票的理由有几种：涉嫌滥用纳税人的钱、隐含道德风险、两党政治斗争需要等，却没有人提起7000亿美元的来源，要么是集体健忘，要么就是刻意回避。

他称，美国政府筹集救市资金的主要渠道有两个——增加税收和发债。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援法案中明确附加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额外减税条款，而且今年布什早已积极推行了1680亿美元的退税计划，可见美国政府对于税收的态度是不增反降。

那么发债是缺钱的美国政府眼下唯一选择了。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8月末，美国国债的前三大持有者为日本、中国和英国，持有量分别为5859亿、5410亿和3074亿美元，三国持有量占据国外投资者持有总量的80.7%。

11月美国总统大选就将揭开谜底，目前各种调查结果都指向奥巴马获胜的可能性更大。民主党在美国历史上一向以成功干预市场化解危机而著称，如果奥巴马登上总统宝座，美国政府的救市是否会更加不惜成本，钱是否依然来自发债？

《外交季刊》的编辑、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奇(James F. Hoge, Jr.)对本报记者表示：“奥巴马如果当选，将支持继续执行现行的7000亿美元救援法案，最可能增加两大救市措施。”

他预计，其中一项是针对不能继续支付住房抵押贷款的穷人，政府将出资给予其非常优惠的融资以帮助其保留住房。

奥巴马还有望推行对更多行业的援助，以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

这也预示着，很可能明年新总统上任后，美国政府还将需要更多的资金。

2.美元主导短期无法改变

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慷慨大方或者自上而下的健忘必须建立在日本、中国和英国等在为其输送资金基础之上。既然花了其他国家的钱，如何花、花多少就不再局限于是美国的家务事。

“美国政府利用美元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将危机向全球转嫁，而且近代以来的每一次危机中，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朱明方说。

他认为美国转嫁危机其实有两条路线——发债和运用汇率手段。其一就是美国政府发行国债，其他国家自主购买。

近两个多月，美元汇率升幅超过20%(以欧元为例，欧元兑美元汇率从7月15日最高1.6038到10月28日最低1.2328)，美元走强与美国国内经济形势有些格格不入。在他看来“这就是美国政府操纵汇率的结果。”

美元近期走强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必然是好处。首先，世界范围的美元都回流美国，这能弥补美国国内的流动性不足。其次，美元在这段时间呈现强势会给美元盈余的国家增强继续持有美国国债的信心，避免因担忧不仅不再继续购买反而抛售美国国债的行为。

美元购买力上升还将使美国企业受益匪浅。

詹姆斯·霍奇预测：“许多经济学家都在讨论美国国内的危机何时见底，我听到最乐观的说法是明年春天经济将恢复上行周期，最悲观的则认为要到明年秋天甚至2010年的冬天才会有好转。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以外，更大地域范围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当其他地区随后陷入危机时，美国企业就可以利用短期强势的美元收购相对便宜的资产。

而且，美国政府运用汇率带来的不公平还有另外一层，即借美元的主导地位在需要的时候推低大宗商品价格，以满足本国利益需要。

目前国际资金的一条投资路线是借欧元、澳元在外汇市场换成美元，换来的美元如期炒高日元，大批机构投资者由于承受不了日元升高，抛售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赎回日元，因此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

而另一方面推高了美元对欧元等货币的汇率，而商品期货市场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大幅升值导致商品价格下跌的习惯逻辑，在当下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陷入萧条时，美元以强势货币出现，可以大肆购买全世界的廉价商品。

美元独一无二的地位来自布雷登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为世界货币，这60多年以来，美国政府正用美元“绑架”了其他国家。

布什、保尔森都曾公开发言称巨额救市计划不仅是挽救国内金融市场，还是对世界负责的表现。如此大国风范颇令人触动，不过隐含在美国政府负责态度之下的是全球不得不为其买单。

“我承认这是不公平的——美国救市，却由外国购买美国发行的债券从而向美国注入资金。” 詹姆斯·霍奇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全面崩盘，那么全世界将承受比现在更大的损失，这是更残酷的。”

他观察到现在世界各国在购买美国国债时变得较为谨慎，购买却仍在继续，而且无论是日本、中国还是英国、中东地区，都没有发现有大幅赎回、减持的现象。

既然不公平来自美元的主导地位，改革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就被各国领导人提上了议程。

10月24日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上，参会领导人一致决定将对世界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

不过，路漫漫，其修远兮。

罗伯特·布鲁纳指出：“尽管这次危机格外严重，美元还是将占据其领导地位，但在将来不会是唯一的主导货币。在危机进程中，有证据表明许多投资者都将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因为他们认为在经济动荡时，美元仍然比本国货币安全。”

对于有效和全面的改革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他认为需要假以时日。11月15日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有望起草应对危机的共同方案，他认为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该峰会将推动全球合作应对危机，还将涉及改革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地位等。

詹姆斯·霍奇提出此次危机发生之前就有迹象显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需要有所改变，现在这种需要更加迫切。

长远来看，他确信美元丧失主导地位是不可避免的，而未来几年欧元将持续在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短期内较为可能取得进展的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明年上半年考虑增加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

同样，朱明方说，变革美元地位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增加中国投票权固然是有益的，最终，还是应该着眼于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根本改革。

3.中国两难

截至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为1.9056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如何使近2万亿美元并且还将继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减少损失和降低风险，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一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的方向为美国债券。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总数达922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11970亿美元。

近期华尔街危机频现，美国政府信用和实力遭遇挑战，依然没能阻挡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热情，2008年8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较7月增加了223亿美元，继上月增持149亿美元后，再次刷新今年以来持有美国国债的月度最大增幅。

在美国机构债中，中国更是赶超日本排名第一，其中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或担保的债券占总额的40%左右。

从2007年8月次贷危机发生后到2008年5月的10个月中，中国的机构债不但没有减少，净购买额反而达到590亿美元，超过购买美国国债的240.7亿美元的2倍。

房利美和房地美有惊无险的被美国政府接管，却敲响了警钟，雷曼倒闭更是让人心惊。

因此，部分学者提出现阶段至危机彻底结束前，外汇储备应该更多的持有美元现金。美国债券尤其是机构债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变得既不安全也丧失流动性，这显然背离了外汇储备的宗旨。

朱明方认为此举不失为短期内的安全举措，不过仍然无法逃脱依赖美元这一命运。

还有学者建议外汇储备依然可以主打“国债牌”，不过在美国国债发行时要有所改动。该方案的框架是由美国政府发行以人民币为计量的国债，中国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那么美国政府直接获得的是人民币，然后将人民币从中国外汇储备中兑换出美元，拿回美国国内使用。

这个方案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并能够转嫁汇兑损失的风险，美国将不得不承担数年后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之痛。

并且还能避免发生极端情况，在传统美元国债到期时，美国万一国家信用恶化，以激增货币供应量来偿还，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有待克服的困难。

“由美国发行人民币国债，中国民众购买，这对中国外汇储备来说确实能转嫁汇兑损失。”罗伯特·布鲁纳认为，“但是另外一方面，此举相当于转移了中国银行业的大量居民储蓄，对于中国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是否会造成影响，很难推断。”

他谈到除了美国的政治障碍，此举还需要更严密的论证。

另外，还有学术界的一种呼声是用中国外汇储备购入黄金而不是债券。对于主打“黄金牌”的最大担忧在于全球市场上黄金流通量相对于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好比小巫见大巫。

对于庞大的中国外汇储备而言，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的黄金较为有限，还需要警惕潜在的交易风险，如果外界知道当中国外汇储备这个大买家介入，势必推高黄金价格并引发国际买家的投机套利。

朱明方表示，增加黄金储备无疑是好事。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央行储备资产中，黄金储备量均占相当高的比例。美国黄金储备量占75%，意大利为66%，德国和法国也都在60%左右，还有北欧发达国家等都有较高的比例，而中国黄金储备量少于央行储备资产的2%。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在黄金储备上确实大有文章可做。关于如何买到大量而又便宜的黄金他认为可以先在外汇储备的增量上适度提高购入黄金的比例，这样也是渐进式的交易，规避了交易风险。

而此次金融危机，也是值得考虑的增仓良机。

以10月5日至11日这一周为例，欧元体系的黄金储备减少了1.55亿欧元，而在之前数月中，欧元体系的平均每周黄金的减持量从未超过5500亿欧元，一般波动于2000万欧元附近。

据此推测，9月份以来欧洲各国纷纷解囊援助本国金融机构，目前金融市场情形尚未发生逆转，金融机构仍需政府提供帮助，很可能欧元体系一反常态的减持黄金储备将有望持续一段时间。

“这对想要增持黄金的投资者而言意味着购买机会。”朱明方表示。

而在抄底华尔街存在较大的政治障碍和经营风险时，用外汇储备购买一些美国企业、政府在美国以外的优质资产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这也是较为成功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和GIC的做法，尤其是美国海外的石油等资源类资产。

 2008年11月01日01:01 　 南方网　旷野

社论摘录如下：

美国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大计之前，布什总统特地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打电话，争取支持，因为中国持有的美国官债，即连“两房”(即房利美和房地美)和美国国库债券，高达9000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美国国债占5187亿美元，虽然少于日本的5934亿美元，不过，值得留意的是，日本持有量自2004年8月以来持续下降，4年间减少了1000亿美元，所以中国实际上是近年美国国债最大买家。美国政府救市以发行国债集资，成败关键系于中国取态，布什致电给胡锦涛，其意在此。

胡锦涛给予布什正面回应，表示“中国希望美国金融稳定，希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以此为基调，总理温家宝其后说到“面对当前危机，一是各国要加强合作，有关国家都要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只有合力才能有力地应对危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已经拥有约9000亿美元美国债券的基础上，将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现实上，中国也只能如此。假若中国不再购买美债，美国救市失败，全球金融市场崩溃，原有9000亿美元债券，也可能损失惨重；另外，美国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若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对于中国经济也有重大影响。所以，中国这个大债主，虽然国民生活水平远低于美国，也只能够给美国这个挥霍无度的债仔，继续捐输。此事很荒谬，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美国这边厢靠中国“埋单”，那边厢却宣布出售武器给台湾。自从马英九于3月22日当选台湾的“总统”后，两岸紧张情势大幅缓和，台湾海峡水不扬波，但是这次美国对台售武总值达64亿美元，包括爱国者三型导弹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以武器性质而言，已经脱离台湾的防卫需要。这次售武，在中国表态支持美国救市之后宣布。美国的霸权心态，依旧我行我素，于此可见一斑。

这件事，应该提醒中国领导人：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实质上威胁到美国战略利益，而美国出于军事战略考虑，不会放弃台湾，现在美国大规模售卖武器给台湾，意在维持两岸对峙和在两岸事务中争取主导权而已。令人侧目的，是在有求于中国之际，布什总统竟然不理中国的感受，不理会中国领导人如何向国民交代，其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莫此为甚。此事再一次说明国家之间原本就没有所谓道德可言，只有永远的政治利益，在中美两国根本利益面前，存有任何美妙想象都是错误的。中美之间只有利益的较量，不可能成为战略盟友。

近期，西方财困金融机构相继向中国寻求资金，媒体时有报道，基于过去做了冤大头的教训，中国务必要小心而为。根据近期美国连串金融机构收购、入股的事例，可以说“笋货、笋价”都与外国无份，受益的都是美国机构。例如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吞并美林，如此“笋货”，美林为何不向中投公司开价？又例如股神巴菲特入股高盛和通用电气，以目前市价，虽然还有一定风险，但是巴菲特所得到的优厚条件，为何中投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平安保险都得不到？

巴菲特与通用电气的交易，是购入30 亿美元通用优先股，每年股息达10厘，即3 亿美元；此外，巴菲特还获得认股权，可在未来5 年以每股22.25 美元，购入30 亿美元通用普通股。巴菲特入股高盛的条件亦相若，条件这样优厚，使人钦羡。

中央领导人必须看到这些“笋价”，只会益回美国自己人。中国资金这些年来在投资外国的经验，其实说明了一个现实，就是：山珍海错无你份，猪头骨有得你啃！这些所谓“中国资金”，其实都是人民血汗，主其事者必须谨慎为之。

这次金融海啸之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势必改变，市场游戏规则也将会有很大改变，主要是朝收紧方向发展。在重整金融秩序之际，中国在以庞大财力协助稳定市场之余，如何趁此转变，争取发言权，参与制订游戏规则，应该是眼前的工作目标。

事实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筹谋了，例如长期由美国人主导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其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日前指出，这次危机，七大工业国( 简称G7)没有发挥效果，时代不同了，世界需要一个更有效的组织。他阐述了一个新多边机制的总体思路，希望以此加强从金融、经济问题到能源、贸易问题各个领域的合作。佐立克认为﹐G7应该让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这样的国家加入进来。

佐立克代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其“后金融海啸”格局组织，目前未知道具体构思如何，但是美国欲在危机过去之后，继续做霸主，领导郡国之意图，甚为明显。举世还未有任何国家可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由美国继续领导，大概也是必然的了。然而，若中国能善用现有的财政实力，参与重塑国际金融秩序，意义重大，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使得中国利益和中国声称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利益，都能够得到照顾和体现。

2008年09月15日 10:38新华网

——一些地方政府出台购房补贴政策引发争议

新华网西安9月15日电 针对今年以来楼市降价潮的四处蔓延，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政府悄然推出刺激楼市回暖的优惠政策:购房入户、减免契税、降低首付款……其中尤以西安市政府新出台的“居民购房、政府补贴”做法所掀波澜最大。

从前几年的房价一路狂飙，到如今楼市的低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高位调整期。一些地方政府此时出台“暖市”措施时机是否恰当？谁是真正的受益者？围绕这些焦点问题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实惠购房者还是替开发商托市

今年26岁的西安市民王新刚，大学毕业后打算按揭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因房价太高一直望而却步。进入9月份，心灰意冷的他重又燃起了购房的念头:“看报纸上说现在买房，市政府发放补贴，像我购买90平方米的房子能享受政府近6000元的补贴。虽说仍是杯水车薪，但我想向父母请求一下支援，条件合适就出手买房。”

9月4日，西安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恢复房地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包括土地、公积金、税收、金融等领域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而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市民购买商品住房给予一定比例的政府财政补贴。

补贴政策出台后，一些正打算购房的西安市民表示欢迎。按照规定，西安市民在2008年9月4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商品房均可在办理房产证时获得购房款总额0.5%至1.5%的政府补贴。其中，购买90平方米以下商品住房或购买144平方米以下二手住房的，购房户按购房款总额的1.5%享受政府财政补贴；购买90平方米至144平方米商品住房，享受1%的政府财政补贴；购买144平方米以上商品住房及二手住房的，享受0.5%的政府财政补贴。

“虽然划分了不同面积，补贴金额也不算太高，但却是‘全覆盖’式，也就是只要买房的人就能享受补贴，地方政府希望此举激活楼市交易的意愿明显。”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西安的“暖市”政策。

当然，政策也“考虑”到了开发商:意见规定，对于商品房项目，在2009年6月30日前，房地产开发企业按期开工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在每平方米150元基础上减免35元。

“以财政补贴给购房者，好像是帮了老百姓，其实是替房地产商托市，与其对购房进行补贴，不如让高房价在市场调整中下跌。”市民的一些反对声音也是不绝于耳。一些网民则认为，地方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刺激购房需求，实质是抑止房价下跌，与国家调控政策背道而驰。

对于出台购房补贴等优惠措施引发的争议，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肖争光对记者表示，西安市作为在四川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救市”的目的主要是消除市民恐慌心理，恢复受地震影响的房地产行业。

“暖市”措施传递何种信号

对于一些媒体将类似的“暖市”政策解读为政府出手“救市”的信号，肖争光解释说:“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发展出现问题，政府有义务帮助解决。除了象征性的补贴之外，这次出台的还有一系列优惠政策，目的在于恢复整个房地产行业，而不是像外界所说那样‘托市’或是给房地产开发商输送利益。”

数据显示，2008年5月12日至31日，西安市商品房日均成交量比上月同期下降37%，比去年同期下降34%，而6月至8月成交量为159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31%，有相当多的楼盘，特别是高层楼盘，震后一个月内几乎没有销售量。

据介绍，由于建筑业增加值、房地产开发投资在西安市经济总量增长指标中所占的比例达40%，而地震导致的建设行业受损情况对全市经济增长指标的影响较大，因而保持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成为制定政策的初衷之一。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尽管地震后两个月，西安楼市交易清淡，但是房价并未下跌。同样是西安市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多年来西安市房价涨幅一直保持在8%以内，但2007年涨幅首次超过两位数，今年上半年房价均价仍达4340元，涨幅为10.8%。

西安市政府的购房补贴措施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与2008年以来中国楼市出现的新变化有关。今年以来，一度只涨不跌的中国城市房价涨幅出现回落，加之开发商资金链紧张，一向红火的土地交易市场流拍现象此起彼伏，这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减少，而在一些房地产开发量大的城市，土地出让金要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40%甚至一半以上。

与此同时，各地一、二手房交易量开始出现全线低迷的情况。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表明，今年1月至5月，全国40个重点城市新建商品房、二手房累计成交面积同比分别下降24.9%、20.9%。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房地产市场下滑，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推出旨在“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新举措。8月份，沈阳市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暖市”方案，包括将重启购房补贴政策、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年限和限额等。

河南省政府规定，自9月1日起，河南省居民购买商品房可减免房地产交易契税、降低首付房款、延长贷款期限等，同时可享受到商业银行所提供的房贷最优惠利率。

今年下半年以来，厦门、长沙、成都等地也相继出台包括购房入户、免税降税、购房补贴等购房优惠措施，希望刺激房地产市场消费，挽回楼市的颓势。

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表示，必须辩证地看待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行为，简单讲就是要防止“大起大落”。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过高时需要调控；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低迷，房价降得过低，也会损害许多行业和市民的利益，那么地方政府就有责任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的状态。

纵观今日围绕人民币汇率政策之争论，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之论断，触目皆是；好些论者奉之为金科玉律，成为他们主张浮动汇率和汇率升值、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之基本依据；更有学人兴师动众，以复杂数学来演绎“不可能三角”，推理繁复，故扮高深，读之让人如坠五里云雾。此乃有趣现象也，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国学者关于汇率政策之辩论，终于进入最本质、最基本的理论逻辑层面；忧的是：好些学者对诸多理论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被貌似高深的术语误导了。

　　本文从学术史角度，简要阐释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的起源、内涵和如何恰当运用该理论。基本结论如下。

　　其一、所谓“不可能三角”之术语并不恰当，较好的术语应该是“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incompatible trinity)，建议我国学者改正。本文从此即统一改用“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

　　其二、“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并不是支持浮动汇率制度、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之理论依据。众所周知，“不相容三位一体”之始创者乃是“欧元之父”蒙代尔，他是当代主张固定汇率制度、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反对浮动汇率体系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师，从来没有运用该学说来为浮动汇率体系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张目。恰恰相反，蒙代尔本人从来不认为“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蒙代尔－弗莱民模型”等易于流行的术语，能够准确刻画他的思想，他甚至反对学者们使用此类术语。

　　其三、“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或“蒙代尔－弗莱民模型”并不适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蒙代尔本人曾经明确指出：“我个人不用蒙代尔－弗莱民式的国际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也不要这样做。”

　　其四、蒙代尔所开创的国际宏观经济学，对于我们今天辩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具有特殊重要的启发。然而，我们必须完整准确把握蒙代尔的全部经济思想，尤其是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洞彻。

　　其五、分析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必须超越或抛弃所谓“不相容三位一体”，开启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一、“不相容三位一体”的学术起源

　　1960年，年仅28岁的蒙代尔发表著名论文《固定及浮动汇率下国际调节的货币动态机制》（以下简称《动态机制》），是现代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要透彻理解“不相容三位一体”或“蒙代尔－弗莱民模型”，我们必须从这篇经典论文开始。

　　《动态机制》的批评对象，正是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学说。1951年，弗里德曼发表著名论文《支持浮动汇率》，重新唤起凯恩斯的“内部平衡目标－外部平衡目标冲突论”，宣称为了确保经济之内部平衡目标（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必须放弃某个外部平衡目标（国际收支平衡或汇率稳定）。然而，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绝对优先，国际收支平衡必不可少，必须放弃的当然就只有汇率稳定了。浮动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似乎成为天然的“孪生子”，不可分离，更不可舍弃。《支持浮动汇率》一文，实乃后世一切主张浮动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中流砥柱。

　　蒙代尔以数学方程严格定义经济体系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建立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果证明：“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固定汇率批评者的论点对静态经济有效，但是对动态经济却错得离谱。”

　　《动态机制》模型简洁，内涵却异常丰富。最重要的结论有三：（1）它首次证明汇率制度选择对宏观经济政策之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2）它首次证明国际资本流动对宏观政策之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3）它首次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组合理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蒙代尔“有效市场划分原理”：政策工具之个数必须等于政策目标之个数，哪个政策能最有效地实现某个目标，就应该让该政策针对该目标，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具体地说，为实现经济体系的外部平衡（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效；为实现经济体系的内部平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那么，我们就应该使用货币政策来维持外部平衡，使用财政政策来实现内部平衡。

　　《动态机制》是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推理紧张刺激，逻辑无懈可击，涵义精彩纷呈，开启了国际经济学的崭新时代，充分展示了蒙代尔撼人心魄的经济学天才。40年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称赞该文是“国际经济学的分水岭”。《动态机制》实际上彻底摧毁了弗里德曼的封闭经济政策思维，为我们透彻把握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动态机制》之后，蒙代尔连续发表多篇著名论文：1961年的《最优货币区理论》，1961年的《国际非均衡体系》，1962年的《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及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所有论文的中译，参见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六卷本）

　　《最优货币区理论》深刻揭示货币和汇率制度最本质的含义，是欧元诞生的理论基石，亦是蒙代尔毕生主张固定汇率制度最基本的逻辑出发点。《国际非均衡体系》首次将外部平衡方程引入经典的凯恩斯－希克斯IS-IM模型，以分析国际经济均衡和非均衡的内在机制。

　　《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是蒙代尔经济政策组合理论的美妙运用，论文分别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横坐标和纵坐标，建立一个“内部平衡－外部平衡”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之简洁、优雅、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该文写作之目的就是为了解决1960年代初期、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难题。当时美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基本困难是经济萎缩和国际收支恶化。

　　蒙代尔回忆说：“那时，美国政府正在就如何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激烈辩论，各方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主要有美国商会的方案、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主张。凯恩斯主义者希望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商会建议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受到萨穆尔森（他是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首要人选）和托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强大影响，主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不同方向发挥作用：即用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用预算赢余来吸收经济体系的过度流动性。经济顾问委员会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被称为萨穆尔森-托宾的“新古典综合学说”。

　　“我的论文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崭新的思维方式。起初它并不广受欢迎。这在意料之中，因为它建议的政策组合与当时流行的政策组合完全背道而驰。萨穆尔森-托宾的新古典综合对封闭经济体系可能有某些可用之处，但对于采取固定汇率的开放经济，它却兵败如山倒、全线崩溃。美国（还有我）应该庆幸的是：肯尼迪总统改变了政策组合，转而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保证国际收支均衡。结果创造了（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扩张，直到1980年代里根总统的经济扩张才超过它。”

　　蒙代尔的分析逻辑和政策建议，引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为回应批评意见，蒙代尔发表《资本流动与固定及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该论文是国际经济学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亦是“蒙代尔－弗莱民模型”和“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的发祥之地。论文最大的创新是：它引入资本完全流动假设（本国利率水平自始至终与国际利率水平一致，本国货币当局无力改变本国利率水平），结果令人异常吃惊：

　　“稳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特别是，蒙代尔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深远重要性：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强而有力，财政政策无能为力；固定汇率下，两个政策的效果恰好相反。”（引自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这就是今天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上触目皆是的“蒙代尔－弗莱民模型”。

　　后来学者从该论文的分析逻辑里，总结出著名的“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

　　“关于货币政策的条件，蒙代尔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探询到了最基础的结论。在（i）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能够用于实现（ii）某个外部目标，如汇率，或者（iii）某个内部（国内）目标，如价格水平，但无法同时用来实现内外两个目标。这就是著名的不相容三位一体（incompatible trinity）。职业经济学家对蒙代尔的这个基本结论早已烂熟于心、不言自明。今天，多数真实经济政策的辩论者同样接受了蒙代尔的卓越见解。” （引自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

　　二、蒙代尔从来没有运用所谓“不相容三位一体”来主张浮动汇率

　　许多论者对“蒙代尔不相容三位一体”津津乐道，以为它就是支持浮动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金科玉律。更有人煞有介事，将不相容三位一体的各种可能性排列组合出来，还给出一些数字，玩玩数学游戏，然后就宣称：为了神圣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抛弃固定汇率；为了捍卫神圣的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抛弃固定汇率，必须让人民币大幅度快速升值！

　　的确，你可以玩玩简单的排列组合游戏。譬如，如果你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剩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就只能二者取一。如果你再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你就必须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如果你要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你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

　　再譬如，你坚持选择独立货币政策，余下的就只有两种情况：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如果你再选择固定汇率，你就必须实行资本管制；如果你再选择资本自由流动，你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让汇率浮动。这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你可以将所有的排列组合都列出来，倒也有些趣味。

　　然而，科学是严肃认真的，不是取巧的数学游戏。我们要问：究竟所谓“不相容三位一体”是不是浮动汇率主张之理论基础？依照“不相容三位一体”，是不是必然就能推导出“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水火不容”之论断？答案很简单：完全不是。我们还要问：既然“不相容三位一体”之论断源自蒙代尔多篇著名论文，他本人是否曾经运用该论断来主张浮动汇率制度呢？答案是：恰恰相反，他不仅从来没有用所谓“不相容三位一体”来支持浮动汇率制度，而且明确反对“不相容三位一体”之术语，甚至对“蒙代尔－弗莱民模型”之术语也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类不着边际的流行术语，乃是对他思想的严重误导。要完整准确把握大师的思想，必须直接回到大师的经典原著。

　　众所周知，蒙代尔是当今世界主张固定汇率、世界货币、世界中央银行、反对浮动汇率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他赢得“欧元之父”之崇高盛誉，绝不是浪得虚名！由此产生一个思想史的有趣问题：大师的众多追随者将他的理论奉为圭臬，来支持浮动汇率；大师本人却不同意追随者的“总结”和“概括”，强烈反对浮动汇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结论是：好些人误读了或没有读懂蒙代尔；还有好多人完全是凭二手资料人云亦云，他们完全没有系统拜读过大师的经典著作！2003年，我将蒙代尔全部经典著作翻译为中文，分六卷出版，希望华夏学子能透彻理解这位不世出的思想天才。然而，最近数年的观察，我以为真正读懂大师著作的人，不到一掌之数！

　　且让我主要依据蒙代尔自己的论述，来简要阐释他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浮动汇率吧。

　　1997年，全球主要的国际经济学者齐聚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专门为蒙代尔的经典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举行研讨会。蒙代尔发表《最有货币区理论：回顾和展望》，详尽阐述了他汇率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段话非常重要，希望理解“不相容三位一体”的学子不可忽视：

　　“1961-63的两年，我为国际货币基金工作。到那时为止，我只是怀疑许多情况下浮动汇率的可行性，并没有从原则上反对它。如果各位有机会阅读我在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证词，就知道我那时对浮动汇率作为调节机制依然相当认同。但我的主要兴趣是努力寻找到正确的观点。从1964年开始，我参加了国际货币改革的巴拉乔—普林斯顿研究小组，该小组由弗里兹·马纳普、罗伯特·特里芬和威廉·福勒组织。各位或许记得，这个小组提出四个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金本位制、浮动汇率、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和世界中央银行。”

　　“各种方案讨论之后，该小组1966年印发一分由小组成员签字的文件，强烈要求采取浮动汇率。我没有签字，福勒打电话问我，不签字是不是就是反对这项建议。我告诉他，是的。我已经得到结论：一般性的采取浮动汇率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倒退。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不归路。非常遗憾，在这样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我不得不与那么多良师益友分道扬镳：米德、佛里德曼、哈利·约翰逊、哥特菲尔德·哈伯勒、弗里兹·马纳普、劳艾德·梅泽、阿诺德·哈伯格以及其它支持浮动汇率的朋友。我发现自己处于如此一个分散的阵营里：罗宾斯勋爵、偌伊·哈罗德爵士、雅克·鲁夫、爱德华·伯恩斯坦、罗伯特·特里芬、奥特马·爱米格、里纳多·奥索拉、查尔斯·金德伯格、圭多·卡里、和罗伯特·鲁萨。其中有些人后来脱离了这个阵营。当然，我很高兴与几乎所有伟大的前辈经济学家站在一起，或许除了凯恩斯和费歇尔以外。前辈经济学大师都强烈反对货币不可兑换的国家之间实行浮动汇率。”

　　“从纯理论的观点，我开始强烈质疑浮动汇率作为调节机制的基本论点，越来越认同固定汇率下的调节机制。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忘记了蒙代尔—佛雷民模型，但我超越了它。”

　　蒙代尔接着清楚解释了他反对汇率汇率制度的五大理由：

　　其一、“把（货币政策）问题把问题看作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选择是错误的、带有偏见的。如此看待问题就产生了另一个错误的观点，即认为让汇率浮动增加了额外的自由度。然而，一般均衡系统中，只有一个自由度。怎么使用这个自由度就规定了系统的特征。一个国家的稳定目标有如下几种可能选择：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汇率、黄金价格或工资率。易言之，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商品本位制、货币本位制、外汇本位制、金本位制或工资本位制。60年代的国际货币体系，黄金价格由美国固定，美元价格由外国固定。迈向浮动汇率把稳定政策的重担转移给货币本位制（弗里德曼式）或商品本位制（托马斯·阿特乌或费雪或佛兰克·格雷母式）或工资本位制。

　　“以这种方式表达问题，事情就很清楚：一个变量固定，三个变量浮动，在一个稳定体系的框架内，没有多余的自由度。当然，货币当局也可以不固定某个特别变量，而是固定四个变量（价格、货币供应量、汇率、金价）的某种加权平均值。即使这种情况，也没有多余的自由度。”

　　其二、“我对调节机制的持续研究使我对固定汇率下调节机制的顺利运作越来越乐观。”“当然，人们可以构造理论模型，证明转移支付对贸易条件或真实汇率有影响，历史上汇率危机的案例多的是。然而，把危机归罪于固定汇率机制是错误的。”

　　其三、“我得到结论：对许多国家来说，固定汇率（以及其自动的货币调节机制）是对抗通货膨胀更有效的方式，优于包含浮动汇率的其它措施。问题之一是：政策制订者选择浮动汇率代替固定汇率，却没有代替固定汇率的其它稳定机制。用价格水平或货币供应量目标取代汇率目标是一回事，抛弃固定汇率而没有其它稳定机制来代替它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

　　其四、“货币区的组成会带来好几种规模经济。首先是政策制订的规模经济。当小国货币用固定汇率与大国挂钩，而大国的通涨水平可以接受，小国就为本国其它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定了方向（既然选择了固定汇率，就要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和预算约束）。”

　　其五、“我质疑浮动汇率体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越来越相信，大国和小国的国际调整负担从基本上是不对称的。”“在一个寡头支配的世界里，小国和大国的命运将是天壤之别，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来保护弱国免受强国的生杀予夺。”

　　无需更多引用大师的论述了。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你可以不同意蒙代尔的学说，但你必须提出内在逻辑一致的反对意见；你可以支持浮动汇率和所谓货币政策独立性，却不能以“不相容三位一体”做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你必须寻找新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当然，我还要强调指出：蒙代尔之所以反对浮动汇率，乃是源于他对货币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超越常人的深刻理解。“在蒙代尔内心深处，货币已经成为最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如果管理得当，就会深刻地改变整个社会”。他的梦想就是要“创造一个较好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国际货币安排从过度依赖美元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消除美国在国际货币安排中过于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引自多恩布什《蒙代尔的诺贝尔奖》）。从1961年发表《最优货币区理论》到1873年发表《欧洲货币计划》，蒙代尔对汇率本质的透彻阐释，值得所有辩论汇率政策的人士思考再三：

　　“汇率变化的预期将货币市场搅得极度动荡不安，使制订任何商业计划都变得非常困难，并且从长期来看，将会极大地削弱政府控制经济政策的能力……建立一个集中的金融市场，将给欧洲带来巨大利益，仅此一点就足够了……建立统一货币市场的唯一道路就是消灭对各国货币价格断断续续的、极度令人不安的投机，这种投机已经蹂躏欧洲市场很长时期。汇率问题应当从欧洲国内和国际政治中根本上剔除出去。”（引自蒙代尔《欧洲货币计划》）

　　所有认真思考汇率理论和汇率政策的人士，都应该反复琢磨他的经典名言：

　　“汇率是与大白菜价格非常不同的特殊价格。汇率是人们预期的基础，包括对对记帐单位变化的预期以及对世界价格水平的预期，汇率是连接国内与世界价格的关键。汇率与货币的质量与货币的势力紧密相关。”（引自多恩布什《蒙代尔的诺贝尔奖》）

　　三、蒙代尔－弗莱民模型和“不相容三位一体”，不能用于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从学术思想史角度审查，“不相容三位一体”只是“蒙代尔－弗莱民模型”的推论之一，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推论。

　　蒙代尔自己“早就超越了蒙代尔－弗莱民模型”，他多次强调：“蒙代尔-弗莱民模型应用最好的三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美国、日本和德国，她们拥有强大的货币。这绝非偶然。三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系，而且是最富裕的三个经济体系，拥有最发达的资本市场。她们实施财政扩张时的各种条件，都能够保持货币紧缩。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如果有的话）适合同样的结论。”（引自《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三卷）

　　为什么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机械照搬“蒙代尔－弗莱民模型”和“不相容三位一体”？蒙代尔说：“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财政扩张时，通常都伴随着银根放松和外部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的冲击。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多大区别。原因是：首先，这些国家没有以本国货币交易的发达资本市场，第二，紧跟财政赤字之后，很快就出现货币扩张。我个人不用蒙代尔-弗莱民式的国际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也不要这样做。”（引文出处同上）

　　易言之，蒙代尔－弗莱民模型或“不相容三位一体”之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最重要的条件：

　　其一、货币政策必须独立于财政政策，即二者必须是相互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惟其如此，两个货币政策工具才能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假若财政政策决定货币政策或服从于财政政策，二者本质上就成为一个政策工具，无法独立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也就是空中楼阁了。事实上，当代大行其道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其智慧源泉正是蒙代尔的开创性论文。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之颁奖词说：“通过仔细分析政策当局分权的条件，蒙代尔率先提出了这个思想，中央银行应当被赋予实现价格稳定的独立权威。许多年以后，中央银行独立的思想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受。”

　　其二、本国必须具备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本国个人和企业能够以本币进行国际借贷和汇率风险对冲。假若本国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本国企业（尤其是进出口企业）无法有效对冲汇率风险，那么，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投机热钱）对本国货币需求、货币供应量、资产价格，必将造成巨大冲击，从而极大地削弱宏观政策效果，“蒙代尔－弗莱民模型”的基本结论亦就不再成立。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当然不具备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自然不能简单照搬“蒙代尔－弗莱民模型”来分析和制定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本国不具备发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自然需要不同的分析架构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我国学者千万不要忽视。

　　四、超越“不相容三位一体”，开启崭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思维

　　前面的分析已经清楚表明：所谓“不相容三位一体“之论断，对中国而言是错误的理论（至少是误导或不适用的理论），应该完全抛弃。

　　要正确分析当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需要崭新的经济学思维，我建议以下三条途径。

　　其一、直接回到蒙代尔的开放经济宏观模型，然后根据当代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和国际宏观环境，重新准确定义“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蒙代尔原创模型里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方程式、各个方程式里面的各个变量，乃是依据1960年代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来确定。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决定今日中国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各个变量、以及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各个方程的具体形式，自然不同于蒙代尔的原创模型。通过重新定义蒙代尔模型的各个方程式和方程式里的各个变量，我们有望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理由很简单：蒙代尔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般均衡思维方法，乃是普适的方法。

　　其二、重新定义蒙代尔模型里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变量，引入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 or Fisher Equation）；区分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区分预期通货膨胀和实际通货膨胀；引入汇率持续升值预期，等等。特别是，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量度，重新阐释宏观经济政策的恰当组合。理由是：当年蒙代尔构造他的国际宏观经济模型时，汇率升值或贬值预期不是一个问题，资产价格暴涨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威胁整个经济体系稳定的重要力量，宏观经济政策（所谓稳定政策）无需考虑资产价格泡沫和泡沫破灭之风险。然而，今天危险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如何妥善制定政策，尽可能减少资产价格泡沫蕴涵的潜在风险，是今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重大难题。而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原因，又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之预期，要恰当分析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必须纳入汇率升值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或资产价格暴涨）。

　　其三、建立完全崭新的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譬如建立“真实经济－虚拟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代替或补充“内部平衡－外部平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理由很充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以来，毫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导致全球流动性极度泛滥，最严重后果就是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严重背离，成为左右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基本的力量。我不是说：“内部均衡－外部均衡”范式已经完全不再适用，而是说：“虚拟经济－真实经济均衡范式”或许是更好的分析架构，至少可以是蒙代尔“内部均衡－外部均衡范式”的适当补充。此外，全球化时代的降临，让贸易收支、国际收支、外部平衡之内涵，与蒙代尔当年之定义，已经非常不同。我们甚至可以问：追求“内部目标－外部目标”同时均衡，究竟还是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恰当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转向“虚拟经济－真实经济一般均衡”也许就是正确的思维路线。

　　第三条路径，就是我本人正在努力尝试的分析思路。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也正在由传统贸易层面转入现代金融层面。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中国在获得宝贵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金融市场纵深开放、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加强、资产价格持续攀升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如何掌控金融市场的自主权，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如何确保金融安全，实现萦绕百年的强国之梦，中国经济上下求索的重要关头需要指点迷津的锋芒之作，期待着心怀天下的真知灼见。

　　近年来，尽管有关著作汗牛充栋，能经世致用的却寥若晨星。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Robert Mundell) 誉为“思想深邃，见解独特，学识渊博，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的 向松祚博士所著《汇率危局》一书，对国际金融制度的演变与安排以及中国金融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分析，理论与实践兼具，历史与现实相联，可以说是一部深入阐释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的应时力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汇率危局》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对历史事件的理性解读和深入反思。作者开篇就从美元本位制如何支配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入手，梳理了美元本位制的历史渊源和巩固历程，阐释了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所遵循的“帝国定理”，指明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位置决定脑袋，利益决定行动”的基本制度安排。同时，作者不仅从宏观上清晰地指明了“美元霸权”的本质所在，而且十分精细地列举并剖析了日本、拉美、东亚等地金融危机的经典案例，揭示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现实世界中，没有约束的美元和浮动汇率引发全球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而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真实景象，为我们理解百年货币“大历史”和国际金融格局提供了崭新的思维路径和思考平台。

　　《汇率危局》同样高度关注现实。作者以独特而敏锐的视角，指出毫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仍然是当今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所在，并以“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症”的两大突出特征为切入点，对中国资本价格通胀而实体经济通缩的内在真相和中国货币政策的两难取向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作者多次强调，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实质是美、日出于的国内政治和金融控制的需要，利用浮动汇率机制，倾泻资产泡沫，制造金融危机，坐享渔利的故伎重演。而“从基本经济面看，人民币绝对没有长期升值的内在基础，亦远远算不上真正的国际强势货币”，如果屈于压力任由汇率自由浮动，中国将有可能重蹈其他地区金融危机的覆辙。历史会不会重演，历史能不能重演？作者已经敲响了警钟，振聋发聩。

　　特别需要指出，《汇率危局》摒弃了同主题图书“只破不立”的作法，专辟章目，浓墨重笔阐述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战略。作者不仅强调中国金融开放要以最大限度利用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尽力规避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热钱冲击所伴随的巨大风险为基本出发点，更明确指出，“国际储备货币或本位货币，必定要以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和产业科技竞争力为坚强后盾”。突出强调中国要实现“强国梦想”，必须坚持“实力优于权利”，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增强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必须坚持对内开放优于对外开放，消除民营资本的进入障碍和生存瓶颈，允许国内资本平等参与产业竞争，增强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必须完善国内金融体系，使资本流转顺畅，转向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领域，夯实经济基本面；必须开展金融外交，以大国心态和充分准备从容应对来自国外的压力。所举战略前瞻而务实，条条切中要害，直指中国金融市场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汇率危局》延续了作者一贯坚持的创作风格，逻辑严谨且内容充实，语言犀利又充满激情，融可读性与思想性为一体，使人既能领略阅读的畅快之感，又能体验思想的魅力，即使个别观点值得商榷，有的论据还需推敲，但通读该书仍有益于激发思考，开启智慧，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索。

　　盛世享太平，警钟须长鸣。希望更多关心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有识之士，都能关注《汇率危局》，共图强国大局！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赵峥博士

　　（2）迈入两高一低的基本原因是：全球性低劳力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时代业已终结；没有约束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机制（尤其是最近美联储持续降息和注入流动性以挽救深陷次贷危机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导致全球经济金融风险溢价剧烈上升（次贷危机或信用危机乃是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风险溢价迅速上升之必然后果）。

　　（3）劳力、资源、环境成本上升将放缓真实经济增长；通涨预期高企和风险溢价上升首先导致全球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市场普遍下跌，同时严重打击企业家的真实投资意愿，放缓真实经济增长。

　　（4）自2007年下半年始，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三高时代”――高通涨、高利率、高增长。中国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预期，导致大规模热钱流入国内经济金融体系，其他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5）中国之所以还能在高通涨、高利率时代维持高增长，乃是源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各级政府可以继续鼓励、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大企业能够继续维持高速投资增长，是中国维持高增长的基本原因。然而，此种高增长不可持续。人民币继续升值、新劳动法之实施、美元持续贬值、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终将迫使中国迈入“高通涨、高利率、低增长”时代，时间可能是2009年下半年。

　　（6）中国如何才能摆脱“高通涨、高利率、低增长”之命运？必须迅速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停止人民币升值、稳定人民币汇率、彻底打消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化对跨境国际热钱的严格监管；提高利率，保持基准利率大于预期通涨率，维持真实利率为正；取消行政命令式的信贷规模控制、采取调控存贷比等方式以间接控制信贷规模；下决心改革资源和能源价格管理体制，取消价格管制和差价补贴；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自我发展和创新之能力。

　　（7）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基本困难或矛盾有三：其一、美联储实际上是全球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理应对全球负责，其他国家理应对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具有制约力量，然而，美联储既不愿意对全球经济负责，其他国家也没有任何制约美联储货币发行之机制，遂造成全球货币供应量或流动性如滔天洪水般泛滥，导致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最为频繁的金融危机。

　　（8）其二、全球汇率浮动或汇率动荡，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货币自我创造或全球货币发行的倒逼机制，汇率浮动或汇率动荡内在地不断放大全球货币供应量，推高全球性通涨预期，增加全球经济金融风险，然而浮动汇率却符合美国利益（尽管是短期利益），美国和IMF不遗余力鼓吹浮动汇率，是对全球金融货币稳定最大的威胁之一。

　　（9）其三、不受约束的全球储备货币（美元）发行机制和浮动汇率，共同催生了毫无节制的所谓金融创新，导致人类史无前例的“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建立在脆弱预期之上的虚拟经济体系（诸如眼花缭乱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市值总额高达数百万亿，数之不尽的对冲基金和各种私募基金时刻从事着风险极高、杠杆倍数极大的金融交易），时刻都有崩溃的可能，然而，虚拟经济之崩溃，却可能对真实经济活动造成毁灭性打击，因为虚拟经济体系之崩溃，将摧毁现代经济赖以运转的信用体系，许多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必然反过来极大地放慢真实经济活动。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才能真正认清次贷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10）非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乃是人类经济体系面临的最大困扰和最大威胁。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如果人类无力改革今天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它是一个完全的非均衡体系），那么，人类将永远处于“高通涨预期、高名义利率、高频率金融货币危机、低真实经济增长”和“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之痛苦状态，类似次贷危机的各种金融货币危机将以更高的频率、更猛烈的冲击持续发生。

　　（11）人类经济的基本出路是：彻底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建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机制和稳定的货币汇率体系（直至全球单一货币）。唯有如此，人类才能摆脱“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所必然伴随的金融货币信用危机和总体经济危机。

　　（12）积极主动倡导和参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是中国必须担负起的大国责任，也是中国维持自身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中国必须积极主动谋求区域性货币合作（譬如建立东盟和中国的人民币货币区、倡导建立亚洲货币单位和亚洲货币汇率稳定机制），作为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具体和初始步骤。

　　一、非均衡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乃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和各位交流我们目前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全球和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我想首先请问各位朋友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当今世界威胁我们整个非常高兴有机会今人类的最大麻烦是什么，或者说今天整个人类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你们认为是什么？有谁能够给我一个答案？是核武器吗？是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是伊朗的核武器问题？是地球变暖问题吗？是地震吗？是能源问题吗？是石油危机吗？

　　我的答案是：过去三十年来和我们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最大问题，不是核子武器，不是全球变暖，也不是石油危机，而是生存其中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完全非均衡、完全不稳定的体系，潜在着巨大的毁灭性的风险。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对于我们每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权稳定，每时每刻都构成潜在的非常巨大的威胁。这是我今天晚上想与各位分享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息。我今天晚上演讲的题目是世界和中国的通胀问题，但是我首先就要提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是希望大家知道：要理解今天全球和中国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理解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就是要理解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究竟有什么样的根本问题和缺陷。

　　我今天希望给大家讲十个问题，不一定讲得完，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中心思想传递给大家，然后留下时间和大家一起沟通，大家围绕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举手，我讲完了以后大家可以提问我们交流。

　　二、需要详尽研究的十大问题

　　（一）当代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我个人的基本的判断是全球已经迈入了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的时代，即“两高一低”时代。

　　（二）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和全球性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同时发生。但是，虚拟经济体系崩溃、信用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就是下一个金融振荡或危机的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在哪一个市场还是在哪一个国家。越南只是冰山一角，不足以大惊小怪。

　　（三）全球经济的主要矛盾和困难是什么。我之前讲过许多次，全球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困难是不受约束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汇率动荡），它导致“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溢价，货币、信用、金融危机几乎无日无之。

　　（四）教科书上的标准宏观经济模型已经无法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我想在座的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学员们，应该非常熟悉教科书上所讲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AD-AS模型）、IS-LM模型、蒙代尔的“内部经济－外部经济模型”和“蒙代尔－弗莱民模型”，用这些模型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完全不能解释的话），我们需要发展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来解释人类经济的新现实。

　　（五）我自己尝试着发展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模型，我把这个模型称之为叫RR－VV－MM模型。后面我会跟大家解释这个模型。RR是代表真实经济，VV代表虚拟经济，什么是虚拟经济？逻辑上我们会有一个准确的定义，MM是代表货币市场，本质上说，货币是连接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桥梁或交易媒介，没有货币，不可能有虚拟经济，只可能有物物交换的真实经济活动。RR－VV－MM模型怎么能够解释当代人类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稍后我会给大家报告。

　　（六）中国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词叫中国问题（China Problem），而且据说有人还发明了什么中国问题学，当然他们所讲的中国问题学和我这里所讲的中国问题是两个事情。我讲的中国问题是：全球已经迈入高通涨、高利率、低增长时代，中国却还能维持高增长，处于一个高通胀、高利率和高增长并行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可能持续多久？2007年八月份，我写过两篇文章，分别是《世界将迈入高通胀和高利率时代》、《中国或将迈入高通胀、高利率时代》。那时我就有分析、有推测，不是今天才说全球会迈入“两高一低”、中国迈入“三高时代”。

　　（七）中国会不会由“三高”转变为“两高一低”，也就是说中国在“高通胀、高利率”时代继续维持高增长，可能继续维持多久？，这是一个非常吸引大家注意力的，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是不是中国也会跟世界很多国家一样，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时代，变成“两高一低”，如果中国进入低增长的时代，我们肯定会面临许多的问题。最近我看过一些报道，看过一些学者的言论，意思是说包括我们的中央高层领导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过去的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是一个高增长的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相对而言比较好管理。每年经济都有增长，就业都有增长，工资和收入都有增长，皆大欢喜，比较好管理。我们不是经常讲嘛：通过发展和改革解决问题，也就是通过发展和增长来解决矛盾和问题。然而，如果中国经济过了几年之后，转变成低增长，经济规模、就业、工资、收入等等都是低增长甚至有时候不增长，这个国家怎么管理？是不是会出现许多难以应付的困难？如何应对？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八）过去三年来和未来一定时期内（至少两年之内），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持续的、单边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及其所导致国际热钱套利。从2004年开始、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就开始呼吁“不要玩弄汇率”，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听。2006年我专门写了一部著作，书名就叫《不要玩弄汇率――一位旁观者的抗议》。

　　我抗议谁呢？抗议的是那些给中国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和浮动的美国政客和国际金融大鳄；抗议的是某些不负责任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他们夸夸其谈，说什么：“人民币升值是遏制通货膨胀的最佳策略”，说什么“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国产业升级换代”，说什么“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浮动是历史趋势，是大势所趋”，甚至还说什么“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对中国善意的政策”，等等，诸多毫无逻辑基础和事实依据的奇谈怪论，三年多的事实证明这些谬论已经完全破产。

　　2007年我又出版《汇率危局—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和后果》，明确指出中国已经陷入“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征”，明确指出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是全球流动性过剩、而人民币升值预期让这些投机热钱大规模进入中国，造成中国基础货币投放迅猛上涨。遗憾的是，我当时明确提出控制热钱是中国货币政策当务之急，似乎也没有多少人听进去。最近一个月来，热钱突然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媒体报道，触目皆是。当局已经开始大张旗鼓控制热钱，我只想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没有未雨绸缪？我们早干什么去了？

　　（九）第九个问题是：全球的出路何在？我想告诉各位我的观点：人类经济的基本出路是：彻底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建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机制和稳定的货币汇率体系（直至全球单一货币）。唯有如此，人类才能摆脱“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所必然伴随的金融货币信用危机和总体经济危机。

　　（十）第十个问题自然是：中国的出路何在？我希望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必须迅速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停止人民币升值、稳定人民币汇率、彻底打消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化对跨境国际热钱的严格监管；提高利率，保持基准利率大于预期通涨率，维持真实利率为正；取消行政命令式的信贷规模控制、采取调控存贷比等方式以间接控制信贷规模；理顺能源和资源价格，取消管制和补贴；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自我发展和创新之能力。

　　三、当代全球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首先我要向大家报告：当前全球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当代的全球通货膨胀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所谓今天通胀的特征，就是说以前时代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新的现象，它有五个前所未有的特征，需要我们密切地关注和认真研究。我最近正在做一个很详尽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就是要从实证数据上来论证这五个基本特征是不是能够站得住。

　　第一个特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通货膨胀。日本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到今天为止，日本的CPI增长速度还是在2%以下。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都出现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包括欧洲在内。大家知道，欧盟给欧洲中央银行（ECB）的法律要求，是将欧洲的通胀率控制在2%以下，这是欧洲中央银行的唯一任务、唯一目标。但是今年五月份，整个欧盟的平均通胀已经超过了3.3%，而且他们预测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欧盟的通胀率也会超过5%，甚至会达到5.5%，这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整个欧洲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美国最近两个季度的通货膨胀有明显恶化的趋势，所以美联储不再减息，下一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议甚至可能加息。最近多个数据显示美国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四月份的数据，今年全球平均通胀率已经达到了5.5%。必须承认，这是非常不寻常的现象，是新的现实。

　　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更糟糕。大家知道越南的通货膨胀早就超过25%，是比较突出的，更不用提非洲的津巴布韦了，她发行了人类历史上面值最大的货币，通货膨胀是全球冠军，高大数十万倍，堪与19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和1948-49年中国国民政府恶性通货膨胀媲美，实际上津巴布韦的经济金融体系已经崩溃。

　　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局势不容乐观。中国、印尼、沙特的通货膨胀达到是8%-10%的水平，最近印度的通胀率已经到了12%，俄罗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数据更高，分别是14%、23%、29%，最近还有恶化趋势。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推测今年夏季全球的十大经济体，至少有五家的通货膨胀要突破10%，包括金砖四国的通胀率，所谓的金砖四国就是印度、中国、巴西和俄罗斯，通货膨胀都会突破9%甚至是10%。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在人类历史很多时期都出现过，远的不说了，就说著名的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非常有名，因为在同样的时期内，发达工业国家不仅经历严重通货膨胀，而且整体经济经历很低的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学者发明了一个词叫滞胀，来形容1970年代的经济困境。“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是滞胀的典型特征。美国有一个相当有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做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很有幽默感，发明一个术语，叫“痛苦指数”：就是通货膨胀率+失业率。1970年代，美国的痛苦直属最高接近30%（通货膨胀率接近20%，失业率超过9%）。今天，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编制中国的痛苦指数。

　　然而，1972年到1980年的全球性通胀，实际上只是西方国家的通胀，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跟西方工业国家经济体系是相互封闭的，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所以说虽然“滞胀”在整个经济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整个经济学理论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全球通胀问题都是以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为参照点，但是，我们要知道：七十年代的通胀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七十年代的通胀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现象、工业国家的现象。尽管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但还不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今天的通货膨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几乎没有例外，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我们可以说：它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其中的原因和机理，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当代通货膨胀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比发达国家的通胀要严重得多。发达国家最高的通涨水平还不到5％，发展中国家最低的通涨水平却早就超过了5％。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目前标准的解释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根源是石油（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所致，发展中国家能耗比高、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亦高，故其通涨水平总体超过发达国家。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却是不完全的。后面我们将要谈到：发展中国家总体通涨水平高于发达国家，必须从国际货币体系运行机制、尤其是国际投机热钱流向中寻找主要原因。

　　第三个特征：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尤其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这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货币升值的国家和货币贬值的国家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而且货币升值的国家的通货膨胀比贬值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严重得多。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以货币升值来遏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显然是没有效的。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需要认真解释的重要现象。大家要知道：我刚才前面讲到俄罗斯、沙特、印尼、中国、印度、阿根廷和好些其他国家，她们的货币在过去三年都在升值或者有强烈升值的预期。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理论，也根据我们今天国内好些经济学家和一些官员所主张的中国货币政策，本币升值可以遏制通货膨胀。他们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什么呢？他们说：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可以抑制出口需求、可以减少换汇所释放的本币基础货币供应量、可以减少人们对本币的货币需求，等等，由此就可以遏制通货膨胀，所以他们主张本币升值，小幅升值不行，就来大幅度升值；缓慢升值不行，就来快速升值。

　　然而，诗人歌德说得漂亮：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以本币升值来遏止通货膨胀之理论和政策主张，看起来逻辑井然，实际上他们却忽略了理论推断之成立，需要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严格地说：上述升值遏止通货膨胀之理论，只对小国经济才勉强成立，对大国经济不成立，对于本币存在持续升值预期、热钱大量流入本国经济体系之情形，就根本不成立。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是升值可以遏止通货膨胀，没有看到本币升值国家不出现通货膨胀，相反，本币升值国家也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不管你的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没有例外。从2005年7月到今天，中国的货币已经升值了20%，通货膨胀的情形又怎样呢？我们必须知道：2005年7月我们进行所谓汇率机制改革、让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是没有通胀的，当时的CPI才1.4%，2004年是1.7%。人民币升值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CPI都在2%以下。然而，人民币升值了20%，CPI却超过了8%，PPI已经超过了7%。或许你可以反驳我，说：你不能就此认为，人民币升值本身就是造成中国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但是，我至少可以反驳你：人民币升值没有起到遏止通货膨胀的作用。当然，我多次论证过：人民币升值和持续单边升值预期引起滚滚热钱涌入，正是造成中国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其实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的事实也证明本币升值无助于遏止通货膨胀。很多国家本币升值幅度很大，反而出现了严重的通胀。我们习以为常的标准经济理论没有办法解释。

　　第四个特征：采取固定汇率的国家和采取浮动汇率的国家同时出现通胀，标准的汇率理论和货币理论也是无法解释的。

　　大家都知道：标准的汇率理论告诉我们，本币汇率只要浮动，就可以抵挡外部通货膨胀的冲击或“输入”；本币汇率固定，则必然遭受外部通货膨胀的冲击或“输入”。理论上进一步说：汇率变化或波动可以替代价格水平之变化或波动。这是汇率理论和货币理论里一个相当重要、相当古老的话题了。最早明确提出这个命题的是凯恩斯。1923年凯恩斯写了一本书《货币改革论》。他写这本书的背景是什么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饱受通涨通缩的困扰，当时左右全球通涨通缩周期的，就是刚刚开门营业不久的美联储。凯恩斯明确区分“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内部稳定首先是物价水平之稳定。凯恩斯主张：要维持国内物价水平之稳定，宁可牺牲外部稳定、即汇率稳定，也就是让汇率浮动。

　　我们必须知道：后来的历史经验实际上让凯恩斯改变了他的理论，因为他发现汇率浮动本身反过来会导致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见解，今天似乎还没有多少人重视。大家知道：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凯恩斯参与设计的，那是固定汇率制度，凯恩斯是希望汇率稳定的。后来弗里德曼接过凯恩斯的早期理论并加以发扬光大，强烈主张浮动汇率，认为浮动汇率可以阻挡外部通货膨胀的冲击或“输入”，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因为弗里德曼认为：如果全世界各国都让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就不需要外汇储备，从而消除了全球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源泉。过去四十年的事实证明弗里德曼错得离谱。今天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再一次说明标准的汇率理论大有问题。

　　第五个特征：财政赤字国家和财政盈余国家都出现通胀，这也是需要我们重视和解释的现象。通常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财政有盈余，没有滥发货币的冲动，是可以控制通胀的；一国财政出现赤字，往往会伴随通胀，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他们的中央银行并不独立，往往靠增发货币为财政支出买单。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譬如中国、俄罗斯财政都有盈余，俄罗斯财政盈余相当可观（占GDP的8.8%），通涨照样严峻。当然，财政出现赤字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不奇怪。

　　以上五个特征，是不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特征，大家可以争论。无论怎么说，五个现象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详尽解释的。

　　下面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解释当代的通货膨胀。
　四、石油、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是全球通货膨胀的结果，不是原因

　　如何解释当代全球和中国的通货膨胀？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同的解释意味着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事实上，对人类历史上好多次着名 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学者至今还有不同的解释。譬如19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1940年代末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1970年代西方工业国 家有名的“滞账”，经济学者依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然而，我们要问：依照目前的经济科学水平，对于通货膨胀，我们究竟找到一些基本的规律没有？答案是肯定的。经济学者历经百多年的研究 [1]，的确找到了通货膨胀最基本的规律。这个最基本的规律是什么呢？那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流动性）之扩张速度，超越真实 经济增长速度，永远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和唯一的原因。从费雪到弗里德曼，再到今天全世界数之不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来都是支持这个最 基本结论的，没有推翻过这个基本结论[2]。

　　分歧在哪里呢？

　　第一、货币供应量是什么？如何准确量度？我们有M0、M1、M2、M3甚至广义的流动性L，哪个指标最适合量度广义货币供应量？经济学者的看法 不一致。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重视M2。但真实经济现象告诉我们：一般资产价格暴涨、或者说虚拟经济快速扩张，反过来会增加整个经济体系的 流动性，后面的模型会讲到这个关键点。因此，我个人以为必须从广义流动性总量来考察通货膨胀。事实上，货币理论大师费雪、Karl  Brunner、 Alan Meltzer和今天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重视信用总量的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第二、货币供应量或广义流动性总量的变化 或波动机制是什么？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经济学者解释通货膨胀的主要分歧，主要集中于货币供应量（广义流动性总量）的变化机理或传导 机制，不同的政策建议亦根源于此。

　　让我们回到当代的通货膨胀问题。目前的主流解释似乎是：全球能源（尤其是石油）和食品价格之暴涨，乃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这就 是所谓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说”。进一步，该学说认为：能源和食品价格之所以持续上涨，乃是因为真实经济增长所导致的总需求超过总供 给，这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好多学者的言论和研究报告，都是把今天的通货膨胀与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相提并论。说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是“ 石油危机”引起的，是“成本推动”，今天的通货膨胀也一样，是新一轮“石油危机”的结果，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我们看中国的媒体、中国很多学者解释中国的通胀，都认为是石油和能源价格上涨惹的祸，他们解释越南、解释全球的通胀都是同样的观点， 这是目前的主流观点[3]。我认为主流观点是不全面的。不是说主流观点全错，而是说它不全面。道理很简单，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暴涨不是原因 ，它们本身是全球通货膨胀的结果，是全球通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释全球和中国的通胀，当然要解释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但是接下 来，我们就必须解释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

　　首先我们要弄清事实：全球石油和大宗商品真实需求的增长，是不是远远超过真实供给的增长？或者说，真实供给之增长赶不上真实需求之增 长，是否是一个事实？

　　以石油为例（图1）

　　我们看到：过去五年，全球石油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真实需求增长超过供应增长。至少我们可以说：静态供求关系无法解释（或者只能解释非常 小一部分）全球石油价格急剧上涨。从2001年至今，全球原油价格上涨幅度高达320％，仅仅从真实供求关系如何解释如此猛烈的价格上涨呢？

　　我们再看另一个主要大宗商品精炼铜（图2）

　　图表说明：过去五年，全球精炼铜的真实供求基本持平，没有出现真实需求增长严重超过真实供给增长。然而，精炼铜的价格却从每吨1470美 元上涨到每吨8700美元（2008年4月的价格），涨幅接近500％！其他主要工业金属价格上涨幅度亦高达380％。从静态供求关系来看，全球精炼 铜的库存下降不到10％，如何能够解释价格暴涨500％？

　　当然，静态供求关系不足以解释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之动荡。历次石油危机时期，石油价格皆剧烈波动，然而真实供需并没有出现剧烈变化。 全球石油问题权威专家丹尼尔·耶金详尽描述过多次石油危机期间、真实供需的微小波动和价格的剧烈动荡：“1985年末，石油价格在几个月 里急剧下跌了70％――从每桶31.75美元的最高价，跌到1985年11月底的10美元。一些波斯湾石油只卖到每桶6美元左右。在前两次石油危机中 ，微不足道的损失和中断石油供应足以使石油价格扶摇直上。这次，石油产量的实际变化同样不大。1986年头四个月欧佩克的产量平均为每天 1780万桶，仅比1985年的产量高9％，实际上与1983年的限额大体相同。总之，新增产量只相当于整个自由世界石油供应的3％！”[4]从耶金的 详尽描述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真实供需关系的变化，无法解释石油价格的剧烈动荡（或者说，只能解释价格动荡一个非常 小的部分）。

　　我们要追问：如果真实供需的变化无法解释石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全球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 动荡呢？

　　五、全球石油的定价机制

　　纵观一个半世纪的全球石油产业发展历程，从大历史角度，我们发现：全球石油的定价机制具有异乎寻常的特点。

　　其一、石油的定价机制绝非通常意义上的供求均衡关系。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石油价格是产油国、石油进口国、全球石油巨头 之间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外交和军事博弈的结果。尽管长期来看（长期究竟是多长时间，谁都难以给出准确定义），基本供求关系依然发 挥作用，然而，石油的定价机制与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看不见的手”确有天壤之别。毫无疑问，少数国家、少数公司、少数人全面掌控着全 球石油的定价权，从洛克菲勒到今天，概莫能外。恰如耶金所说：““石油价格一度由美孚石油公司确定，后来由美国的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 系统和世界各地各大公司决定，再往后就是由欧佩克来定价。如今则由纽约商品交易所决定。”当然，少数国家、少数公司、少数人掌控的定 价机制，局外人很难透彻了解其中奥秘，难怪许多石油业的资深人士对全球石油的定价机制也知之甚少。

　　其二、石油储备的战略意义、石油产业链和贸易链的高度复杂性、全球石油生产和需求的高度不确定性，造成石油行业的真实供求数据极难获 得、极不准确。石油权威专家、意大利能源公司资深副总裁、《石油时代》（The Age of Oil）作者莱昂纳尔多·毛杰里说：“缺乏数据是石 油世界永远的痛”。[5]没有大体准确的真实供求数据，我们就很难推测石油价格的变动趋势，很难解释石油价格的暴涨和暴跌。一个简单的推 论是：人们将最近石油价格的暴涨归咎于真实需求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真实需求的快速增长），至少不能说是一个经过严格 检验和证明的结论。

　　其三、石油价格的大起大落和难以预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只需列举两个着名的案例。（1）1978－1985年之间的石油价格暴涨暴跌。伊朗 伊斯兰革命、伊朗美国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等一系列冲突，将石油价格从1978年年底每桶13美元急速推高至1980年下半年的每桶40－50美元。 当时，全球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石油工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石油供应会骤然下降，石油价格将持续暴涨。然而，仅仅过了两年时间，到了1983 年2月底，全球石油竟然面临价格的全面暴跌。到1985年11月，石油价格猛跌至10美元以下，跌幅高达80％！让所有石油价格预测家和经济学家 惊惶失措。（2）1999至今的石油价格暴跌暴涨。1985年到2002年，全球石油价格在15美元到40美元之间波动、大体维持平稳。1999年，石油价 格曾经一度跌落到10美元，石油产出国和石油生产公司普遍恐慌，所有石油行业的批评家和预言家一致认为：全球石油消费业已成熟，市场供 给异常充足，石油价格将长期下跌。权威的《油气杂志》公开宣告：全球石油行业进入了持续的价格低迷期。[6]然而，从2002年开始，全球石 油价格竟然进入持续暴涨时期，最近两年的价格涨幅甚至打破了此前的价格暴涨记录。从这两个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仅仅依靠目前的供求数 据来推测石油价格走势是完全靠不住的，仅仅依靠各国公布的供求数据来解释最近油价的暴涨，同样是靠不住的。

　　其四、简单地说，石油价格之定价机制是：P= A+D。P是原油结算价格；A是基准价；D是价格升贴水。某种原油的基准价，取决于原油参照品种 （譬如英国布伦特油和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油，即WTI）买卖成交前后一段时间该品种的现货价格、期货价格、报价机构的报价，将三者纳入一 个计算公式，方可计算出某种原油的基准价格。价格升贴水取决于买卖双方对未来价格走势之预期。

　　六、期货交易和金融机构已经成为全球石油定价机制的主导力量

　　从全球石油定价机制P= A+D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而重要的结论：全球石油价格已经成为一种金融资产价格，类似汇率、利率和股票 指数。这是异常重要的转变。金融资产价格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可以长期严重脱离基本的供求关系、深受投资者（投机者）预期的左右、深 受投机行为和大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左右。易言之，全球石油价格转化为金融资产价格，乃是全球经济体系业已发生深 刻转变的具体体现。

　　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人类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变革。虚拟的金融资产价格完全脱离真实经济的供求关系，导致资 产价格出现频繁的暴涨暴跌，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反过来严重威胁真实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经济演变的主要特征 。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严重背离的制度根源，则是美元本位制（不受约束的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机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严 重背离的一个基本后果是：石油价格最终演变成为金融资产价格，期货交易和金融机构则成为全球石油价格的主导力量。

　　其一、尽管还有学者和研究机构坚称：真实经济的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是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根源，然而，金融机构和期货交易成为 石油价格愈来愈重要的决定性力量，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针对全球石油价格暴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8年5月31日写到：“政治家们正 在为高涨的油价寻找替罪羊。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不顾他人死活赚得盆满钵满的投机者。不错，各种致力于投机买卖的商品基金，总额高达 2600亿美元之巨，是2003年的20倍。就是这些热钱推动了石油的需求和价格，难道我们还能否认吗？但是，指责投机者是大错特错了。投机者 并不真正拥有石油。投机者从期货市场上所购买的每一桶石油，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他又卖回给市场。投机者可能的确会推高‘纸石油’ （Paper Barrel）的价格，却不会推高那些真正流入炼油厂、从而制造出成品油的‘黑色物品’的价格。是的，期货市场的高价格或许可能刺 激人们今天储藏石油，以便未来卖个更高的价格。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今天的石油储藏格外的高，也没有观察到任何明显的囤积居奇行为。 ”

　　显然，《经济学家》不同意投机行为是石油价格暴涨的主要力量。然而，该杂志的分析却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为什么从2003年开始 ，致力于石油和大宗商品投机的资金会迅猛增长高达20倍？这本身就是需要解释的重要现象。实际上，许多人估计：商品市场的投机资本远远 不止2600亿美元，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第二、该杂志说期货市场价格不会影响真实石油的市场价格，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全球石油的基 本定价机制P= A+D，期货市场价格对真实石油市场的价格具有决定性。第三、期货市场高价格是否鼓励囤积居奇，从而进一步减少真实供应、 推高真实市场之价格？《经济学家》认为不会。然而，正如前引毛杰里所说：我们从来无法知道石油供求的准确数据。

　　其二、1983年3月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引入石油期货交易不久，敏锐的观察者就立刻认识到：“原油的期货合约肯定会破坏欧佩克规定油价的权 限。” “随着石油期货的迅速发展，西得可萨斯中质油价已经同黄金价格、利率和道琼斯指数一样，成为世界经济每日发生变化最关键的、必 须密切关注的因素。”[7]“1983年3月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吃惊的事件，成为石油交易的分水岭。”“最重要的是，3月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 （NYMEX）推出第一只石油期货合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通过将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确定为美国的基准原油，石油期货就可以为整个世界 提供各种石油定价的参考框架。”[8]

　　毛杰里详细分析了世界石油价格体系之运转：“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绝大多数的销售和购买合同都是中长期的，后者主要通过这种形式的合 同来满足它们的巨大需求。然而，这些交易的有效价格是在下列两个参照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演算出来的，即现货市场和期货 合同。”“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油期货合同在确定石油价格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合同不涉及原油的实体交易，而主要是商人（买 卖双方）之间以及纯金融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往来（以1000桶为单位的批量交易），他们想对价格预期进行投机。”“很多观察家和欧佩克成员 国都持有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最近几年在石油期货中的金融投机活动对火箭般上升的石油价格负有部分责任。”[9]

　　其三、对冲基金和大投资银行（它们旗下有数之不尽的各种基金）已经成为石油和商品期货市场的主角。毛杰里观察世界石油市场数十年的一 个重要结论是：“国际石油公司（IOCs）过去犯的错误就是放弃了金融市场的话语权。”[10]今天，国际投行巨头（譬如高盛集团）不仅积极参 与石油期货市场的投机买卖（它们投机于石油期货的资金往往高达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而且（至少某种程度上）掌控着全球石油市场的话 语权（通过发布各种研究报告、预测石油价格走势）[11]。当然，为了支配全球石油市场、控制石油价格（无论是否真正成功），国际金融巨 头、国际石油巨头和产油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合作，尽管我们对它们合作（乃至密谋或勾结）的细节所知甚少或一无所 知。

　　七、石油和商品期货疯狂投机的根源是美元疲软所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疲软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则是美元本位制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假若我们愿意回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全球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原因其实一目了然。石油和大宗商品是一个全球性市场，其计价货币 和交易结算货币都是美元。根据最简单的货币数量论，我们很容易得到结论：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根源一定是美元发行过度。易言之， 美元发行过度必然导致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衡量美元发行过度的指标很多，最重要的指标是：美元相对一篮子主要货币的汇率；美元汇 率与黄金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美联储基准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等等（参见以下图表）。

　　图1：2000年至今美元汇率走势与通胀走势

　　解读：美元汇率走势与美国通货膨胀走势正相关。2001年年初，美联储开始一轮减息周期（主要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和随后的911恐怖袭击所 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风险），美元汇率一路走低，跌幅超过30％（相对一篮子货币，下同）。到2002年下半年，美国通涨预期进入上升周期。 2004年下半年，面对通涨预期趋势恶化，美联储开始进入加息周期（联邦基金利率处于很低水平），2006年1月，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出任联储 主席，发誓要遏制通涨，加息政策继续[12]。然而，到2007年中期，次贷危机凸现，美联储被迫再次连续减息，大约6个月后，通涨预期趋势遂 再度恶化。

　　图2：2000年至今美元汇率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解读：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之间的负相关至为明显，充分说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正是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或美 元货币之泛滥。

　　图3：2000年至今美元汇率与原油价格走势

　　解读：全球原油价格走势和美元汇率呈现极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充分说明全球石油价格暴涨之根本原因不是真实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而 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或美元货币泛滥。全球原油价格与黄金价格一样，亦成为衡量全球经济体系通货膨胀趋势的主要指标。

　　图4：2000年至今美元汇率与黄金价格走势

　　解读：黄金价格历来是衡量全球通货膨胀趋势（或美元货币供应量）最有效的指标之一[13]。从2001年至2008年，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超过30％ ，同期，黄金价格上涨幅度超过150％。

　　图5：黄金价格与大米走势图

　　解读：图5直接引自霍普金斯大学教授Steven Hanke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最上面曲线的含义是：若黄金价格涨幅超过10％，未来12个 月内，大米价格平均上涨幅度将高达25％（样本数量是22个月）。中间曲线的含义是：若黄金价格涨幅低于10％，未来12个月内，大米价格平 均涨幅约为7％（样本数量是278个月）。最下面曲线的含义是：若黄金价格稳定或下降，未来12个月内，大米价格亦维持稳定。该图表明黄金 价格与大米价格紧密相关（后者与前者的滞后时期大约为12个月），而黄金价格与美元汇率走势之负相关异常明显（图4）。

　　图6：2000年至今美元汇率与美联储基准利率走势

　　解读：该图充分说明：美联储过度宽松之货币政策乃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黄金和石油价格暴涨、全球通涨迅速恶化之总根源。该图 亦说明美联储之货币政策哲学存在根本缺陷。2001年初，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风险，美联储开始减息，随后的911恐怖袭 击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减息一发不可收拾。2002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警告美国面临通货收缩之风险[14]，他的意 见很快成为美联储共识。到2003年7月，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低到创纪录的低水平（1％），并维持1年之久。美联储错误政策所开启的流动性泛 滥，很快就催生了全球性的信用急剧扩张。美国次级房屋贷款的迅猛增长及其随后的次贷危机（房屋价格泡沫崩溃和信用市场危机）、衍生金 融产品交易规模的急速增长、全球石油、黄金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美国经常帐户赤字的急剧扩大（已经超过美国GDP的6.5%,是历史最高水 平）、全球经济体系普遍出现通涨预期恶化，等等，总根源就是美联储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因此采取的错误政策。我们应该深刻总结美联 储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反思美联储政策的理论基础。[15]

　　八、关于全球通货膨胀的几个一般结论

　　且让我总结一下前面的分析：

　　（1）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不是全球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结果。全球通货膨胀的根源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 剩。单纯从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来解释全球通货膨胀，是不全面、不彻底的逻辑。因为我们必须回答：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会暴涨 ？

　　（2）过去数年里，全球石油和大宗商品，并未出现真实需求增长显着超过真实供给增长。真实需求超过真实供给，无法解释全球石油和大宗商 品价格的迅猛上涨。

　　（3）要理解全球石油价格的迅猛上涨，首先必须理解全球石油的定价机制。石油期货交易市场对于全球石油价格走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石 油价格已经成为一种金融资产价格，深受金融投机买卖的左右。过去五年里，投入石油和大宗商品期货买卖的资金总量增长了数十倍，总额可 能高达数万亿美元。

　　（4）石油期货交易只是全球性金融衍生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石油期货交易的急速增长正是全球金融衍生交易迅猛发展的具体体现。后者则是 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必然结果。

　　（5）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最重要后果是：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严重背离。它体现为金融交易规模完全脱离真实贸易规模；金融资产总量增长速度 远远超过真实物质财富增长速度（仅仅衍生金融产品一项，全球市值就高达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十多倍！）。

　　（6）金融资产价格完全脱离真实经济，主要受不确定性的预期左右，非常容易出现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破灭），触发 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本质上，美国次贷危机不过是又一次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所引发的信用危机。

　　（7）全球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严重背离、资产价格暴涨暴跌、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迅猛上涨、次贷危机、全球通货膨胀和经济衰 退并存，乃是当代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总根源则是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

　　（8）没有约束机制的美元本位制让美联储肆意增加全球基础货币；浮动汇率体系则是创造全球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最重要机制。二者结合起来， 迫使全世界为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付沉重的代价。本质上，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让美国可以非常方便地向全世界征收 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

　　（9）大量数据支持上述重要结论。

　　除前文图表之外，我还要指出两个重要数据：其一、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继续实施弱势美元政策，美国广义货币供 应量出现惊人的增长。根据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的计算，2008年第一季度，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高达37.7%（折算为年度增长率），相 应地，2008年头两个季度，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6.4%；进口价格指数上涨13.6%。其二、根据着名经济学者Steve  Hanke的计算，假若美联储没有实施弱势美元政策，美元与主要货币（譬如欧元）继续维持2001年的水平，今天的全球石油价格应该是76美元。 易言之，弱势美元解释了石油价格暴涨至少60%。

　　（未完待续）

　　[1]从实证角度检验通货膨胀理论，首创者是美国大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学界公认：他是二十世纪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费雪的 名着《货币购买力――货币购买力之决定因素及其与信用、利率和经济危机之关系》1911年发表，首次以详尽的历史数据和统计方法验证货币 数量论。费雪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其导数即是货币购买力）有五大决定力量：（1）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2）货币流通速度 ；（3）可以开具支票之银行存款数量；（4）支票存款之流通速度；（5）经济交易总量。大体而言，费雪的结论今天依然屹立不倒。”

　　[2]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 1867-1960》是货币理论实证研究的里程碑。仔细考察美国一个世纪的货币和经济史，弗里德曼和施瓦 茨发现：“货币存量之变动趋势，与整体经济活动规模、货币收入、价格水平之变动趋势，密切正相关。”

　　[3] 仅举一例。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08年6月16日发表研究报告，认为：“1970年代与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都是大宗商品供应紧张 、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强劲需求，以及反映了纠正全球失衡需要的美元疲软。”所谓“纠正全球失衡需要的美元疲软”，是非常模糊和错误的 观点。事实上，毫无约束的美元发行机制（相应就是美元周期性的疲软）和浮动汇率体系，恰好就是全球失衡的总根源。以进一步的美元贬值 或美元疲软来应付所谓“全球失衡”，是错上加错，是真正的“饮鸩止渴”。

　　[4] 参加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Free Press（1991）, p.750。然而，耶金没有解释：为什 么石油真实供求微不足道的变化，往往会刺激价格的急剧波动。不过，他对世界石油价格机制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石油价格的剧烈动荡。 “石油价格一度由美孚石油公司确定，后来由美国的得可萨斯铁路委员会系统和世界各地各大公司决定，再往后就是由欧佩克来定价。如今的 价格（指1983年3月30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引入原油期货交易之后――笔者注）是每天由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场内商人与世界各地紧盯着电脑显示 屏的买卖者，通过相互讨价还价瞬时决定。”（参见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Free Press （1991），p.724）

　　[5] 毛杰里紧接着写到：“自从这个市场诞生之日起，有效需求和供给方面实时数据的相对缺乏就折磨着这个行业，并困扰着经济学家们，而 且随着市场的全球化，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迫切。然而，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国际能源机构， 这个西方最权威的数据来源也很难描绘出每月甚至每年的瞬时需求和供给。”（参见毛杰里着作的中译本《石油！石油！》第159页，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8年1月）。耶金和其他石油分析家同样为石油产业真实供求数据的缺乏感到困扰。

　　[6] 引自毛杰里着作的中译本《石油！石油！》第160页。

　　[7] 参见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Free Press（1991），p.725

　　[8]引自毛杰里着作的中译本《石油！石油！》第127页。

　　[9]引自毛杰里着作的中译本《石油！石油！》第222－224页。

　　[10]引自毛杰里着作的中译本《石油！石油！》第215页。

　　[11] 根据《华尔街日报》2008年8月13日报道，高盛集团两周前参与迪拜石油期货交易所的增资扩股，成为该交易所的重要股东。

　　[12] 关于伯南克货币政策理念的深入讨论，参见向松祚和邵智宾着《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13] 货币理论大师、“欧元之父”蒙代尔多次说过：“我利用三个指标来观察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黄金价格。你可以从债 券市场看出这三者的关系，一旦黄金价格暴涨，你就知道，经济体系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上升。”参见《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132页 ，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14] 当时日本等国跟着起哄，说全球经济面临严重通货收缩，并带头指责中国是制造全球通货收缩之罪魁祸首，强烈要求七国集团峰会通过决 议，迫使中国将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预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美联储、日本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当时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判断是错误 的。如果将当时全球（尤其是美国）的生产力增长、资产价格、信用市场等指标综合考虑，并不存在所谓的全球通货收缩风险，人民币汇率低 估以至于向全世界输出通货收缩的论断就更是谬以千里，纯熟无稽之谈。然而，美联储随后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低利率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空 前泛滥；相应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及其自我实现（被迫自我实现），让泛滥的全球流动性以罕见规模流入中国，直接导致中国通货膨胀预期恶化 。

　　[15] 对全球流动性过剩根源的深入分析，参见向松祚着《汇率危局――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和后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许多 富有洞察力的美国经济学家，早就指出美联储的“弱势美元政策”，乃是造成当今全球经济困境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根源。譬如，霍普金斯 大学着名的经济学者Steve Hanke直指美联储的货币理论全般错了，包括美联储所依赖的通货膨胀指数，都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造。